圣祖仁皇——康熙帝大帝传记之五

【康熙大帝】亲政之初的政治举措

大纪元文化小组
康熙大帝遵循祖辈以及前朝传统,做出一系列举措,为开创盛世打下基础。图为开创康雍乾盛世的康熙大帝。(大纪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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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建立年号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即位或者遇到国家大事时,都会进行“改元”,也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年号。年号大多取吉庆、祥瑞或进取、兴盛之意,寄予了一代帝王对国家和自己的期许。

历数清朝初期的年号,太宗皇太极建国时创立“崇德”年号,世祖福临改元“顺治”,再到圣祖皇帝的“康熙”,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王朝从兴而盛的演变过程。康熙帝亲政之后,也确实遵循祖辈以及前朝的传统,做出一系列举措,为开创盛世打下基础。

御门听政

朕三十年来,每天早晨在御门听政,和群臣会面,询问施政得失,已经形成习惯了。——康熙帝

(出处: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康熙朝实录》)

康熙帝亲政后,延续了在乾清门“御门听政”的传统。图为乾清门牌匾。(Shizhao/Wikimedia Commons)

在紫禁城的内廷,有一座巍峨华贵的正门曰“乾清门”,因过此门方能见到康熙帝的寝宫乾清宫而得名。这座宫门的特殊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近百年的清天子“御门听政”的历史。

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每天按时亲临乾清门,听取政务、下达旨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早朝”。这是由明成祖朱棣定下的天子理政的方式,只不过地点选在了太和门;清承明制,由顺治帝开始,在康熙帝时期达到一个顶峰,之后的皇帝逐渐改在圆明园“避喧听政”。这或许颠覆了当今人们的想像,明清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不避晴雨寒暑、在宫门口上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他们是非常勤政的。

康熙帝的听政,开始于他宣布亲政的那一天,从此御门听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一大特点。除了外出巡视,康熙帝每天都按时出现在宫门前,和群臣商讨国事。只是在极端的盛暑天气,听政地点临时改为避暑的西苑的瀛台门。

天还未亮时,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等诸位官员,便开始在午门前集合,经过中左门稍事休息后,汇集在乾清门外等候召见。一般在春夏季早上的六点、秋冬季早上的七点,康熙帝定然驾临乾清门,听理政事。这时,官员们鱼贯而入,依次奏报。结束后,大学士、学士再将“折本”请旨。所谓折本,就是康熙帝批阅过,折角做记号命官员复议的奏折。

整个听政过程中,康熙帝和臣下直接对话,及时对政务做出决策。在亲政的前两年,还是鳌拜辅政擅权时期,康熙帝的旨意无法真正施行,那时他的听政,主要是出于遏制鳌拜的需要。

在辅政时代,官员的奏章都是在第二天,由辅政大臣等少数人在内廷议定,大学士不得入直(值),没有明朝内阁大臣的票拟、章奏之权,这就给了鳌拜弄权的便利。康熙帝一旦开始听政,便走出了内廷的小圈子,得以和朝中的有志之士接触,同时直接考察官员的才干和品行。

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康熙帝听政就是他了解下情、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径。后来,他也多次下旨改进听政的程序,要求君臣一体励精图治;同时他也考虑到官员的实际情况,做出一定的变通,以取得听政的最大实效,他自己则每日听政。

臣子们体恤皇帝的辛勤,多次建议调整听政的时间,比如从每天改成三五日一次。康熙帝却认为:“治国之道,重要的是精诚勤劳,善始善终,不应有间断。”[1]怀着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康熙帝用自己的行动坚持了五十多年。

重建内阁

康熙帝下令将内三院改成内阁。其中大学士、学士的官衔,以及翰林院的官制,都参考顺治十五年时的旧例。

(出处: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具着察顺治十五年例议奏。——《康熙朝实录》)

康熙远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内阁制度。图为唐 李昭道《宫殿图页》。(公有领域)

辉煌的帝业,离不开肱股大臣的辅弼。康熙朝的辅政时代终结后,朝廷中仍然需要有效的中枢机构辅佐天子。这时的康熙远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内阁制度。

内阁是明清特有的中枢机构。自明太祖罢中书省、废丞相后,后代皇帝就在翰林院的基础上组建了内阁。翰林院是怎么回事呢?它始于唐朝,其官员最初是精通艺能的人士,自唐玄宗以后其官员变成专门起草诏制的文学侍从官,比如李白就曾做过翰林院的学士。

明朝时,翰林院内设立殿阁大学士,在称号上就是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等,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明成祖时,大学士们开始参与政务,始有“内阁”之名,居首者称“首辅”,有票拟之权,权力堪比宰相。

到了清朝,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36年),改负责文书、修史等文字工作的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和内秘书院,设置满汉大学士,可以议政决策,初具内阁规模。然而满清朝政,由诸王贝勒把持,内三院主要起到一种制衡诸王、维护皇权的作用。顺治帝时,也主要延续了内三院的体制,曾仿照明朝设立翰林院及殿阁大学士官衔。

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倒台后,康熙帝收回了象征皇权的“批红权”,调整内三院大学士的人员。年底,御史李之芳上疏,建议恢复大学士入值的旧制。九年八月,康熙帝正式下诏,改内三院为内阁,商议设立翰林院以及大学士、学士官衔的事宜。十月,任命一批满、汉殿阁大学士。十二月,任命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各级别官员,正式建立翰林院机构。

在康熙一朝,内阁大学士主要负责的工作有:代阅章奏、票拟批答、参与政事、撰修史料等,起到了中枢机构的作用。

一向敬慕汉文化的康熙帝,也非常重视满汉民族的交流。在内阁人员比例上,他尽量按照相同比例选拔满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担任大学士,让他们在朝堂上施展才干,更好地兼顾各族百姓的福祉。这样,国家中枢机构日臻健全,每日的御门听政也有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切实的意义。

经筵日讲

做学问,必须不间断,才能有收获。以后无论寒暑,讲学活动都不要停止。——康熙帝

(出处:上谕曰: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清圣祖实录》)

《徐显卿宦迹图·经筵进讲》表现的明神宗经筵场景。(公有领域)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来,传统儒学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康熙帝作为历史上最勤勉、最博学的皇帝,对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学习,从幼年就开始了。他刚即位时,跟着张氏、林氏两位内侍,学习句读,作为启蒙。这两人在明朝就是读书人,他们教导康熙帝时,以讲解儒家经典为主,之后也讲授诗歌和文章。后来,翰林沈荃因擅长明人董其昌的字,也做了康熙帝的书法老师。

在处理政事之外,康熙帝抓紧有限的空闲时间潜心治学。清晨五更起身诵读,晚间反复思索,好学不怠,甚至因过度劳累而咳血,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肯松懈。[2]因而,康熙帝才能在短时间内让学问突飞猛进,更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康熙帝需要更多的大学问家来提升自己的学业。于是,专注于帝王之学的经筵和日讲活动在清朝到了一个顶峰。所谓经筵,即为皇帝讲论经史和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是一种大臣给皇帝上课,君臣研习经典、探讨朝政的一种学习制度。

经筵制度始于汉、成于宋,明清基本沿用其制。经筵有大小之分,大经筵多在春秋两季开设,仪式隆重;小经筵即日讲,更为频繁,注重实用性,也就是日常的授课了。到了康熙朝,群臣多次提议开设经筵。自康熙九年开始,康熙帝在早晨结束了御门听政,便于辰时驾临弘德殿,聆听讲官进讲,同时他也在筹备大经筵典礼。

康熙十年(1671年)的二月初春,康熙帝在翰林、内阁学士中挑选出十余名满汉经筵讲官,在太和殿举办了盛大庄严的经筵大典。之后,大典在每年的春秋时节照例举行,小经筵则隔日进行。这些帝王之师们,通晓儒家经典和历代史实,他们以辅佐圣君明主为己任,以古喻今、结合政事,尽心尽力教导康熙帝。通过系统的学习,康熙帝很快掌握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典籍的精要。

为了更高效地学习,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年)二月下旨,打破旧例,命讲官们除了皇帝外出巡视外,每天都要讲学,让“日讲”成为名副其实的活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康熙帝以此自勉,无论寒暑,无论政务有多繁忙,他都会按时出现在乾清宫、弘德殿或懋勤殿内,向讲官们虚心求教、孜孜不倦,度过了一个个宝贵的上午时光。

康熙帝还很注重讲学的实效。比如他认为讲官单方面授课的方式,只是遵循旧例,对做学问没有太大帮助,因而决定改进为君臣互动的模式。十四年(1675年)四月,他对讲官说:“以后进讲时,讲官讲完后,朕也讲解经史,如此互相讨论,这才对实学有帮助。”[3]

他也很注重讲学内容,杜绝内容空泛的讲谈。在十五年(1676年)二月,他又对讲官明言:“讲学中歌功颂德的地方,不要过多谈论,只选取对实际学问有助益的内容讲解。”[4]到了十六年,康熙帝学问日益精进,又把进讲方式改为了由皇帝先讲。

正是经过这样寒暑不辍的精诚苦学,康熙帝终于成为一位博古通今、文才卓越的帝王,他一生留下千余首诗歌和百万余字的著述,令人惊叹。同时他求知若渴的钻研态度也鼓舞清代文人的求索精神,并促进了清朝文化的繁荣。

设南书房

朕平时读书、练字,感到近侍中缺乏博学善书之人,以至于他们在讲论时不能顺利应对。所以朕决定,在翰林院中选择博学善书者两人,侍奉左右,共同研究文学义理。——康熙帝

(出处: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康熙起居注》)

砚台 毛笔 古代书房 文房四宝
康熙帝亲政后不久,把乾清宫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旧日读书的地方开辟为办公区域,择翰林文臣入值,即开设南书房。(HelloRF Zcool/shutterstock)

康熙朝有一个特殊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由汉族士大夫组成,清初的著名文人熊赐履、陈廷敬、王士祯、查慎行等人都曾入值于此。因而,此处更成为清廷中人才济济的清要所在,汉人更以在这里供职为荣。它的名字——南书房,听上去风雅有余,威慑不足,却是康熙帝身边最重要的咨询和决策机构。

南书房的创设时间不晚于康熙十年,也是康熙帝亲政初期一大重要举措。《清史稿》中关于书法家沈荃,有一句记载:“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康熙帝此举,同样沿袭满清贵族的旧制。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宗室子弟都设有“书房”,并选拔有文才者辅导学业,兼管文书工作。太宗皇太极将书房改为文房,特选儒士供职,成为正式机构。世祖顺治帝虽未设立书房,但是他专门在宫廷中开设一处公办的地方,选翰林院官员轮值,以备随时召见、咨询政务。

康熙帝就在亲政后不久,继承先祖遗范,把乾清宫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旧日读书的地方开辟为办公区域,择翰林文臣入值,即开设南书房。南书房官员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进而辅佐皇帝草拟诏令文书,参预机务。

南书房的官员向来没有固定的人数和编制,但却是康熙帝极为重视的近臣。康熙十六年(1697年)十月,南书房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康熙帝对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朕最近读书写字时,发现近侍中缺少博学善书之人,以至于他们讲论经史时,无法顺利应对。”于是下令在翰林中甄选贤才,令其“常侍左右,讲究文义”。更重要的是,康熙帝还特意在紫禁城中赏赐府邸,以示恩宠和殊荣。后来,侍讲学士张英和内阁学士高士奇,就成为人人称羡的南书房新成员。[5]

南书房官员的选拔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如康熙帝所说的,从翰林院或者平时讲授儒学的文臣中拔擢,二是直接提拔才华出众的书生。比如海宁的查慎行,精通《易》学,诗名享誉禁中;还有陈元龙,因书法受到康熙帝赏识,都受到特召,入值南书房。

总体来说,南书房的官员是天子的近侍、师友甚至心腹,康熙帝对他们都非常地礼遇和器重。比如张英入值不到三年,就升任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尚书,总领南书房。康熙帝称赞他“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6]张英致仕后,康熙帝仍然一再向他咨询地方吏治。

南书房的尊崇地位,体现了康熙帝打破满汉隔阂的开阔胸怀,以及对文人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敬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天子如此圣明,他身边也似百川入海一般,汇聚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忠臣贤士。他们忠诚地跟随康熙帝,一同开创清朝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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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康熙朝实录》卷115: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丙子条。
[2]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第三章。
[3] 《康熙朝实录》卷54:康熙十四年四月辛亥条。
[4]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5:上谕讲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后经筵讲章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其谕各讲官知之。”
[5]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条。
[6] 见《清史稿》卷267。@*#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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