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军:“黑五类”子女解析“黑五类”

人气 431

【大纪元2021年01月21日讯】共产党杀人的理论之一就是“黑五类”。

一、黑五类的概念

早在20年代,毛泽东农民运动中,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阶级分析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学说,作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按照农民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划分农民的成分。这样就分离了农民,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出兵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兵源,最后推翻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开始了近百年的残暴统治。可以说,没有阶级分析,没有黑五类的概念,就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按照农民土地占有的多少,把农民分为五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超出了自己家人的需要,还会雇佣其他农民为自己劳动,所以被定为剥削阶级,革命的对象,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对一些地主又增加一码,special,定为“恶霸地主”,直接枪毙、砍头。富农,因为占有的土地不是很多,杀得还比较少。这是1949年之前的情况。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些农民在分得地主的土地后,勤劳致富,几年内又买了别人的土地,毛泽东又布置了第二次土改,将他们定为“新富农”。这是黑五类的前两类。

第三类是反革命。解放之初,毛泽东发动了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主要是杀掉原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国军营团长以上的军官。其实许多国军军官是投诚的,例如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他的二三十万部队就全解甲归田了。但是几年后却把其中的军官抓起来杀掉了。肃反运动应该杀掉了几百万“反革命”。

杀光这些人之后,还有反革命分子这个分类,就是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阶段的“反革命”再做一个区分,1949年之前的叫“历史反革命”。之后的叫“现行反革命”。英语的时态概念给用在这里了,其他地方,现代汉语对于时态的强调并不明显。现行反革命的确定很随意,比如文革中,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提了意见,就可以定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候的报刊书籍经常印着毛泽东的画像,不小心使用了这样的纸擦了屁股,那就可能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毙。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基本上都不使用卫生纸,卖的也很少,1976年我在北京通县小潞邑村插队,农民还在用土疙瘩擦屁股。大个儿的擦完,放在厕所墙底下晒,干了,脏的部分掉了,下次再用它擦屁股。一个大的土疙瘩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变成很小的,这时再扔掉。农民的厕所,墙根儿底下永远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土疙瘩。我们知识青年使用报纸,开始还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农民没有报纸啊。不过,那个时候,毛泽东快死了,报纸就很少像文革初期经常印毛主席像。这还是京郊,离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不到20英里的地方!所以那个年代,市民因为使用旧报纸擦屁股,被定为反革命的也不少。最轻的处理是挨批斗,挨打,游街示众。

这时候就已经有了强制摘除器官,但是因为医学技术比较落后,摘除的较少,使用最多的是肝、肾和眼角膜。70年代末文革结束,文学复兴,其中就有一派叫“伤痕文学”。最著名的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一个年轻的反革命眼睛特别好,被革委会、造反派的头儿看中了,要移植眼角膜。枪毙之前就给他好好养眼。被他猜到了,他就在死前毁掉了自己的双眼。

女干部张志新,因为热爱学习马列著作,觉得四人帮的做法还不如马克思列宁,就提意见,结果被定为反革命,枪毙。枪毙之前,担心她喊口号,就做手术切掉了她的声带,所以开万人大会,用卡车游街,拉往刑场的过程中,她发不出一点声音,在场的革命群众就认为张志新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应该杀,杀了都没有意见。所以革命群众就更坚定了继续革命的立场。

第四类是坏分子,这个比较接近现在的刑事犯罪,但是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有的很牵强。比如我们家附近一个60多岁的老人,去国营浴池洗澡,偷了一块大毛巾回家,被盯梢了,毛巾上印着浴池的名字,人赃俱获,被打成了坏分子。那时候一块大毛巾2元多钱,可能还要使用布票,每个市民每年发十几尺布票,许多老百姓全家合用一块毛巾,一年去浴池洗几次澡。一块毛巾使用几年。不像今天的美国,擦脸、擦手使用纸巾,毛巾很快就会扔掉换新的。中国老百姓受的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像的。

真正的刑事犯罪如红卫兵的抄家打人、抢东西,却是革命行动。

1966年8月,文革刚开始,搞“红色城市”,要把所有的黑五类送到农村去。这个政策应该是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的,所以共军开国将军,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把所辖城市黑五类的名单、住址张贴到闹事、商业街,为红卫兵抄家打人提供线索。

红卫兵连续打了我母亲他们几宿,以确保这些人被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农村老家去,实现红色城市。上半夜红卫兵打他们,下半夜让他们坐一圈,转圈抽嘴巴,后面的人打前面的人,谁都挨打,谁都打人。我母亲挨着唯一的一个老头,其余四人都是妇女,男人劲儿大,所以我母亲每次挨打都特别疼。还找来脏水逼他们喝下去。天亮了给他们脸上抹了红色颜料,让他们去扫街。还给女的都铰了头发,铰得乱七八糟,狗啃了一样,让她们几个月之内都带着明显的标志,这比希特勒给犹太人戴的黄色袖标还厉害,摘也摘不掉啊。

右派的帽子更是荒唐,这本来是指一个党内、一个政治派别内的稍微保守一些的人,但是1958年给党外人士用上了,他们本来就不是共产党,自然不会有极左思想。所以这个罪就最霸道。

二、谁有权给人戴黑五类帽子

最初是由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戴帽子,比如我父亲郭笃民的右派帽子是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给他带的。但是1969年劳改所给他摘掉右派帽子,让他回到河北省涿县西河村老家,村党支部为了剥削压榨,搞政治运动有目标,又给他戴了一顶。农村人没有毛泽东文化高,不明白右派是什么东东,就给他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

1966年8月,街道积极分子给我母亲王碧波戴的是“在押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因为这几个小脚老太太觉得我父亲既然劳动改造不让回家,那就是“在押”,那就是反革命。所以她们几个一核计,就自作主张给我家贴了这样的条子,导致我们家被轰到河北涿县老家。红卫兵为了逼我们家走,打了我母亲几夜。其实驻地片警都说“你妈不是五类分子,我们没让她走”。孙中山的国民党1911年就推翻了清朝统治,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不允许缠足就是裹小脚了,但是许多文化低的农民觉得大脚或者叫天足嫁不出去,仍然强迫自己家的女孩裹脚。最迟的裹脚发生在1940年前后,1966年许多街道积极分子40多岁,比我母亲还年轻,却是小脚。我母亲是1919年生人,但是家庭开明,没有裹脚,比她大几岁的二姨也没有裹脚。那些积极分子本身就是反动派,脚丫子就代表了她们的反动,却给我母亲戴帽子,却成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红色城市”运动的支柱,多么荒唐!

这又涉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老电影《地道战》有一句画外音:“让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根本不敢用这个对付日本军队,也对付不了日本军队,却让我母亲这样的无辜者和我们这样的孩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使我小学才上了3年。

其实毛泽东、共产党党员最会开帽子工厂,各种帽子层出不穷,国家主席、老共产党党员刘少奇都给戴上了“叛徒、工贼、内奸,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文革前,据我的老同事,《中国青年报》的老干部讲:“60年代,文革前,我们都传达了,中央已经确定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领袖像也允许印刷了,跟毛主席的规格差不多。”实际上也印刷了,新华书店也已经开始出售了。文革一开始,几万红卫兵就冲进中南海,抓走了刘少奇,最后将他弄死了。所以,这种事情都能发生,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

1999年之前,我在大陆是小有名气的体育记者、篮球记者,但是报社提出“青年人办青年报”,我那年42岁了,就有罪了,罪名就是“老了”,不配给青年读者服务了。共产党员李大同出生于1952年,但他就不老。随后我们一大批记者、编辑被夺去工作,给戴上了“待岗职工”的帽子,经济上受盘剥,脸面上灰溜溜。许多人被迫离开,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自杀。

现在还有各种帽子,而且版本更新了,更与时俱进了。读者可以自己确认。

所以,要想消灭害人的帽子,还必须先去掉帽子工厂。

(作者退休前是《中国青年报》的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高义

 

相关新闻
制造新“黑五类” 袁鹏遭北京律师起诉
专家:习近平向“新黑五类”释善意的背后
台湾火烧车案司机曾在大陆被打成“黑五类”
平源:中共在海外为“文革”招魂 结果注定失败
最热视频
【思想领袖】如何突破科技巨头审查制度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