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21日訊】共產黨殺人的理論之一就是「黑五類」。
一、黑五類的概念
早在20年代，毛澤東在農民運動中，就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階級分析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學說，作為「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依據。毛澤東在此基礎上，提出按照農民占有土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多少，來劃分農民的成分。這樣就分離了農民，為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出兵朝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兵源，最後推翻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開始了近百年的殘暴統治。可以說，沒有階級分析，沒有黑五類的概念，就沒有「新中國」。
毛澤東按照農民土地占有的多少，把農民分為五類：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地主和富農的土地超出了自己家人的需要，還會僱傭其他農民為自己勞動，所以被定為剝削階級，革命的對象，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對一些地主又增加一碼，special，定為「惡霸地主」，直接槍斃、砍頭。富農，因為占有的土地不是很多，殺得還比較少。這是1949年之前的情況。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些農民在分得地主的土地後，勤勞致富，幾年內又買了別人的土地，毛澤東又布置了第二次土改，將他們定為「新富農」。這是黑五類的前兩類。
第三類是反革命。解放之初，毛澤東發動了肅反運動，全稱是「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主要是殺掉原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國軍營團長以上的軍官。其實許多國軍軍官是投誠的，例如傅作義接受和平談判，他的二三十萬部隊就全解甲歸田了。但是幾年後卻把其中的軍官抓起來殺掉了。肅反運動應該殺掉了幾百萬「反革命」。
殺光這些人之後，還有反革命分子這個分類，就是將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階段的「反革命」再做一個區分，1949年之前的叫「歷史反革命」。之後的叫「現行反革命」。英語的時態概念給用在這裡了，其他地方，現代漢語對於時態的強調並不明顯。現行反革命的確定很隨意，比如文革中，你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提了意見，就可以定為現行反革命。那時候的報刊書籍經常印著毛澤東的畫像，不小心使用了這樣的紙擦了屁股，那就可能定為現行反革命，被槍斃。
那時候中國老百姓基本上都不使用衛生紙，賣的也很少，1976年我在北京通縣小潞邑村插隊，農民還在用土疙瘩擦屁股。大個兒的擦完，放在廁所牆底下晒，幹了，髒的部分掉了，下次再用它擦屁股。一個大的土疙瘩使用一段時間後就變成很小的，這時再扔掉。農民的廁所，牆根兒底下永遠放著幾個大小不一的土疙瘩。我們知識青年使用報紙，開始還不明白這是幹什麼用的。農民沒有報紙啊。不過，那個時候，毛澤東快死了，報紙就很少像文革初期經常印毛主席像。這還是京郊，離偉大領袖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不到20英里的地方！所以那個年代，市民因為使用舊報紙擦屁股，被定為反革命的也不少。最輕的處理是挨批鬥，挨打，遊街示眾。
這時候就已經有了強制摘除器官，但是因為醫學技術比較落後，摘除的較少，使用最多的是肝、腎和眼角膜。70年代末文革結束，文學復興，其中就有一派叫「傷痕文學」。最著名的一個短篇小說就是一個年輕的反革命眼睛特別好，被革委會、造反派的頭兒看中了，要移植眼角膜。槍斃之前就給他好好養眼。被他猜到了，他就在死前毀掉了自己的雙眼。
女幹部張志新，因為熱愛學習馬列著作，覺得四人幫的做法還不如馬克思列寧，就提意見，結果被定為反革命，槍斃。槍斃之前，擔心她喊口號，就做手術切掉了她的聲帶，所以開萬人大會，用卡車遊街，拉往刑場的過程中，她發不出一點聲音，在場的革命群眾就認為張志新自己都覺得自己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應該殺，殺了都沒有意見。所以革命群眾就更堅定了繼續革命的立場。
第四類是壞分子，這個比較接近現在的刑事犯罪，但是情況也是千差萬別，有的很牽強。比如我們家附近一個60多歲的老人，去國營浴池洗澡，偷了一塊大毛巾回家，被盯梢了，毛巾上印著浴池的名字，人贓俱獲，被打成了壞分子。那時候一塊大毛巾2元多錢，可能還要使用布票，每個市民每年發十幾尺布票，許多老百姓全家合用一塊毛巾，一年去浴池洗幾次澡。一塊毛巾使用幾年。不像今天的美國，擦臉、擦手使用紙巾，毛巾很快就會扔掉換新的。中國老百姓受的苦，是現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
真正的刑事犯罪如紅衛兵的抄家打人、搶東西，卻是革命行動。
1966年8月，文革剛開始，搞「紅色城市」，要把所有的黑五類送到農村去。這個政策應該是黨中央、毛澤東發出的，所以共軍開國將軍，時任中國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發出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都把所轄城市黑五類的名單、住址張貼到鬧事、商業街，為紅衛兵抄家打人提供線索。
紅衛兵連續打了我母親他們幾宿，以確保這些人被打怕了，自己趕緊跑到農村老家去，實現紅色城市。上半夜紅衛兵打他們，下半夜讓他們坐一圈，轉圈抽嘴巴，後面的人打前面的人，誰都挨打，誰都打人。我母親挨著唯一的一個老頭，其餘四人都是婦女，男人勁兒大，所以我母親每次挨打都特別疼。還找來髒水逼他們喝下去。天亮了給他們臉上抹了紅色顏料，讓他們去掃街。還給女的都鉸了頭髮，鉸得亂七八糟，狗啃了一樣，讓她們幾個月之內都帶著明顯的標誌，這比希特勒給猶太人戴的黃色袖標還厲害，摘也摘不掉啊。
右派的帽子更是荒唐，這本來是指一個黨內、一個政治派別內的稍微保守一些的人，但是1958年給黨外人士用上了，他們本來就不是共產黨，自然不會有極左思想。所以這個罪就最霸道。
二、誰有權給人戴黑五類帽子
最初是由一個單位一個組織戴帽子，比如我父親郭篤民的右派帽子是河北省通州女子師範學校給他帶的。但是1969年勞改所給他摘掉右派帽子，讓他回到河北省涿縣西河村老家，村黨支部為了剝削壓榨，搞政治運動有目標，又給他戴了一頂。農村人沒有毛澤東文化高，不明白右派是什麼東東，就給他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
1966年8月，街道積極分子給我母親王碧波戴的是「在押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因為這幾個小腳老太太覺得我父親既然勞動改造不讓回家，那就是「在押」，那就是反革命。所以她們幾個一核計，就自作主張給我家貼了這樣的條子，導致我們家被轟到河北涿縣老家。紅衛兵為了逼我們家走，打了我母親幾夜。其實駐地片警都說「你媽不是五類分子，我們沒讓她走」。孫中山的國民黨1911年就推翻了清朝統治，明確宣布中華民國不允許纏足就是裹小腳了，但是許多文化低的農民覺得大腳或者叫天足嫁不出去，仍然強迫自己家的女孩裹腳。最遲的裹腳發生在1940年前後，1966年許多街道積極分子40多歲，比我母親還年輕，卻是小腳。我母親是1919年生人，但是家庭開明，沒有裹腳，比她大幾歲的二姨也沒有裹腳。那些積極分子本身就是反動派，腳丫子就代表了她們的反動，卻給我母親戴帽子，卻成為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搞「紅色城市」運動的支柱，多麼荒唐！
這又涉及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老電影《地道戰》有一句畫外音：「讓日本侵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根本不敢用這個對付日本軍隊，也對付不了日本軍隊，卻讓我母親這樣的無辜者和我們這樣的孩子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使我小學才上了3年。
其實毛澤東、共產黨黨員最會開帽子工廠，各種帽子層出不窮，國家主席、老共產黨黨員劉少奇都給戴上了「叛徒、工賊、內奸，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文革前，據我的老同事，《中國青年報》的老幹部講：「60年代，文革前，我們都傳達了，中央已經確定劉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領袖像也允許印刷了，跟毛主席的規格差不多。」實際上也印刷了，新華書店也已經開始出售了。文革一開始，幾萬紅衛兵就衝進中南海，抓走了劉少奇，最後將他弄死了。所以，這種事情都能發生，還有什麼不能發生的？
1999年之前，我在大陸是小有名氣的體育記者、籃球記者，但是報社提出「青年人辦青年報」，我那年42歲了，就有罪了，罪名就是「老了」，不配給青年讀者服務了。共產黨員李大同出生於1952年，但他就不老。隨後我們一大批記者、編輯被奪去工作，給戴上了「待崗職工」的帽子，經濟上受盤剝，臉面上灰溜溜。許多人被迫離開，在這個過程中有人自殺。
現在還有各種帽子，而且版本更新了，更與時俱進了。讀者可以自己確認。
所以，要想消滅害人的帽子，還必須先去掉帽子工廠。
（作者退休前是《中國青年報》的主任編輯）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