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第一任中共党魁陈独秀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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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3月14日讯】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100年来,中共先后有12个中共党魁。第一个党魁陈独秀,任职时间从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之后,陈被撤职开除党籍、被诬陷为“日本间谍”,被扣上诸多“莫须有”的罪名。

被撤销一切职务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当过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科学长,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鼓动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 年5 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到达上海,提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进行了大量反政府活动。用今天中共的话说,就是进行了大量“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在中共党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以失败告终。

当时,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但反对无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头上。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主持会议,撤销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

开除党籍

1929年,因中方收回中东路的路权,苏联发动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正是在这次战争中,苏军占领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

1929年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中共“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声援苏联,并决定8月1日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11月26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发表演说称,“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伯承等,也积极响应,参与“国际义勇军”,与国民政府军张学良部作战,协助苏联进攻黑龙江海拉尔。

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却因反对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

被诬蔑为“日本间谍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刑13年。1937年8月23日,陈提前获释。出狱后,陈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回延安后,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亲日派唐有壬介绍,与陈独秀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结果是: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陈独秀每月300元津贴。收到津贴后,陈独秀在日寇指示下,大唱帮助日本侵华的双簧戏。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仅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

1938年3月17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继续煽风点火,发表《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正式声明”。

次日,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写道:“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我)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陈独秀与中共决裂

1938年,在武汉期间,董必武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但遭陈拒绝:“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之后,陈独秀辗转到四川。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曾到江津探访陈,继续劝陈写个检讨,回延安去。陈说:“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见劝不动陈,周恩来吩咐他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100块银元递给陈。周说,钱是“互济会”捐助的,请他一定收下。陈说什么也不要,坚持退回了钱。

陈独秀晚年的反思

陈的《最后政治意见》写于1940年11月28日。陈多次表示,他的看法“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他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斯大林的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老友郑学稼的信中写道:“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陈独秀贫病中去世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生活非常窘迫。夫人潘兰珍避着陈典当了首饰,连陈的老友柏文蔚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补贴生活,还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

1942年5月23日,当年代表陈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

陈自知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陈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享年63岁。

陈去世后,衣裳、棺木、墓地等皆由当地乡绅邓氏叔侄赞助。据《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载:“蒋介石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后,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

陈曾表示蒋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陈去世安葬时,蒋介石竟出手一万元帛金,表达悼念之意,这是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去他曾帮助、器重、提携过的人,对他的去世有一分钱、一个字、一句话的表示。

被扣九顶大帽子

毛泽东早年对陈独秀推崇倍至。但在陈独秀被撤职后,特别是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毛对陈的评价,以贬为主。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问: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毛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此后,毛在党内斗争中多次反复提到陈,称他是“大叛徒”、“坏人”、“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危害最大”,“不可救药”,“只能打倒”。

陈被打倒后,中共给陈至少扣了九顶大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但是,2009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叶匡政所着《大往事 纵横历史解密档案》称,学术界重新考察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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