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5月26日讯】“文革”新贵们不仅追求住的好、吃得好,也很讲究生活“品味”。
掌权不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成了他的供给站,他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这些东西价值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就更不必说了。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她后来就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
江青特别注重水质。70年代她一度喜欢住在广州,嫌弃下榻的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因为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便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因为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去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江青秘书的回忆,到晚上8时后,她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也追求“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他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康生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跟今天的贪官污吏一样,“文革”新贵们不只在物质和生活上贪腐,还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
可见,“文革”并不是没有贪腐的乌托邦时代,“文革没有贪污腐败”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