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M被左派定义为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它们宣称黑人在美国受到了系统性歧视，所谓系统性，应该是指制度性（体现在法律、政策上）与社会心理双重歧视，后者主要源于社会成员对某族裔行为、生活方式的看法，这不是革命或者暴力就能逼迫人们改变。本文主要讨论制度性歧视有关的问题。
《平权法案》消除了对少数族的制度性歧视
自1968年平权运动之后，美国对黑人已经没有制度性的歧视，无论是就业、升学，还是社会福利，基本上都向黑人倾斜。肯尼迪总统推行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就是一套法律、政策、指导方针和行政惯例，旨在终止和纠正特定形式歧视的影响，其中包括政府授权、政府批准和自愿行动的私人运动。这些法案往往侧重于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特别考虑历史上被排斥的群体，尤其是少数族裔或妇女。采取《平权法案》的动力是纠正与过去和现在的歧视有关的不利条款，希望确保公共机构，如大学、医院和警察部队，能够更好地代表他们所服务的人群。
必须指出的是，《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本来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是禁止政府在招聘和执行中有根据种族与信仰等的歧视行为，但时至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积极意义的概念，指那些给予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种族在教育、就业、住房事务上以优待的政策。在奥巴马任总统以前，《平权法案》重点强调的是具体的配额，奥巴马时期，已经悄悄地转换成强调“有针对性的目标”，通过“真诚的努力……确定、甄选和培训具有潜在资格的少数族裔和妇女。”例如，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自愿采取政策，设法增加少数族裔的招收数量。扩招活动、定向招聘、雇员和发展管理、员工支持计划都是就业平权行动的例子。
事实是：对黑人、拉丁裔的制度性种族歧视不仅不存在，反而是优待这些族裔，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更容易进入优质大学或得到就业机会。
奥巴马第二总统任期内，这种入学的歧视发生于优质大学对亚裔尤其是华裔身上。优质大学的资源有限，华人及亚裔有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以往录取凭成绩，多能进入优质大学。但近年来，民主党的加州、纽约等华人较多的州与城市实行了《亚裔细分法案》，哈佛、普林斯顿大学对录取亚裔尤其是华裔有不公平的规定，引发了美国华人的大学平权之争。加州众议院更是通过了对亚裔逆向歧视的ACA5提案。这种状态，说明美国的《平权法案》已经走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地步——这里只丢个梗，需要专文论述。
有一值得深思的现象，由于政治正确肆虐，敢于公开批评《平权法案》的，只有极少数美国黑人当中的杰出人士，例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法官（ClarenceThomas）。他的反对基于两点理由：
在法律上，托马斯大法官认为，联邦宪法中第十四修正案中的EqualProtectionClause（法律平等保护条款），禁止政府基于种族给予优惠待遇。在AdarandConstructorsv.Peña中，托马斯大法官写道：“政府不能让我们平等，它只能承认、尊重并确保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托马斯大法官认为《平权法案》不能改变黑人的少势地位。有《平权法案》的存在，黑人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和其他族裔努力后的收获，这会让黑人群体非常依赖这个平权法案而失去了提升自己的动力，到头来只能一直仰仗施舍，无法靠自身力量站起来。
那么黑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托马斯大法官认为是通过黑人的自立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倾斜。
有意制造的统计学谬误：黑人是警察执法暴力的最大受害者
弗洛伊德事件后，全美各地的BLM街头抗议的主要理由是警察执法暴力中的种族主义，《纽约时报》、CNN包括英国BBC等英语主流媒体都是如此宣传的，并列举出死于警察执法中的黑人远高于其他族的数据。弗洛伊德案在明市发生后不到10天，《纽约时报》于6月3日发布的一篇《明市警察对黑人使用的武力比白人高7倍》，这篇文章被视为是美国警察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铁证，被广泛转载，加上南希·波洛西等民主党政要在全国各处表演下跪，美国公众群情激愤，对BLM的支持率达到最高峰值78%。
但是，《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完全不提的是另一组更重要的基本数据：各种族不同的犯罪率。稍懂统计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各族的犯罪率是分母，各种族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枪杀的只是分子，执法过程中“各族死亡人数/各族裔犯罪率”之比率相比较才是客观分析，抹去分母的分子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对宣传机器极为有用。
有心者搜寻出明尼阿波尼斯市警局发布的2009-2014年犯罪数据，该数据显示，在暴力犯罪中（谋杀、强奸、抢劫、严重袭击）中，黑人嫌疑人占比为74%，白人嫌疑人占比为7%，亚裔嫌疑人占比仅为1%。被捕的黑人在所有暴力犯罪被捕人员中占比为69%，白人被捕占比15%，亚裔被捕占比仅为2%。明尼阿波尼斯市人口种族构成为：白人64%，黑人18.6%，亚裔5.6%。可见，仅占明市人口18.6%的黑人，却在暴力犯罪嫌疑和被捕中分别高达74%和69%。
这背后牵涉到的其实是各族裔犯罪率的差异问题，不同种族的犯罪率差异在西方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如果有人胆敢在西方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必然会被扣上“种族歧视”（Racist）、“偏见仇恨者”（Bigot-hater）的帽子，轻则被舆论攻击，重则丢掉工作，被社会边缘化甚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在这种政治正确形成的软暴力压迫下，警察与执法部门在针对黑人的执法过程中小心翼翼，唯恐成为社会攻击的靶子。
左派无视的研究报告：犯罪的肤色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2016年，美国新世纪基金会（NewCenturyFoundation）2016年推出报告TheColorofCrime（《犯罪的肤色》），该报告的作者是埃德温·如本斯特因（EdwinS.Rubenstein），这项研究所有的数据均来自政府公布的资料，该报告揭示了一点：绝大多数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并以纽约、芝加哥为例，说明对警察的攻击正在伤害黑人群体。早在2018年，就有作者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详情请见《掩盖不同种族的犯罪率差异正在逐渐瓦解西方社会（上、中）。
本文仅以如今居民大量逃离的纽约为例，摘引相关部分。美国著名记者、律师与政论家，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海瑟·麦克唐纳（HeatherMacDonald)在她的著作《对美国警察的宣战伤害了黑人群体》中提到，从1993年-2001年，纽约警察在黑人区的积极执法使得犯罪率下降了64%，为当时数十年以来最低。
下图为美国纽约市的谋杀数量图表，图表显示，谋杀数量大幅下降的年份（1990年-2000年）同时也是警察贯彻在黑人区积极执法政策的时间。
数据来源：《纽约杂志》（NewYorkMag)http://nymag.com/news/features/crime/2008/42603/index5.html[/caption]
必须指出的是，犯罪率降低的那八年，正好是被誉为“美国市长”的朱利安尼治理纽约的八年（1994年至2001年）。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效，美国警察得到的回报是“种族歧视”和迫害黑人的指责。主流媒体、炒作种族关系的黑人公众人物和白左政客们对警察的执法形成围攻之势，他们对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治安改善的看法与普通市民相反。
2015年，美国50个大城市的谋杀率上升了17%，这是20年以来的单年最高增幅。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2016年），也是“政治正确”势头正猛的时期，美国各大城市的犯罪率进入高峰。仅头六个月，51个大城市的就在2015年的谋杀率基础上又上升了15%。
希望真正愿意了解的人士去阅读上述几篇文章，而不是跟着美国的左媒起舞，鹦鹉学舌。
反种族歧视：新身份政治的自我称义
由于西方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主流是认为从身份到契约是社会的进步，美国左派要将新身份政治合理化，得找出理由，以便自我称义。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反种族歧视，就成了一面大旗。BLM运动与其说是反种族歧视，不如说是美国左派形塑新身份政治的工具。至今仍积极介入美国政治的前总统奥巴马对身份政治无疑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从奥巴马当选的2009年开始，美国全国犯罪受害调查（TheNationalCrimeVictimizationSurvey）停止公布罪犯的种族信息，直到2015年美国司法部才公布了部分信息。他担任总统的八年，不仅没有弥合种族矛盾，反而让身份政治与BLM运动正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部分。新身份政治认为，按肤色、族群、性别等来确定人的政治权利，是群体对自我身份的承认，是追求更深层的尊严感。
但是，承认这种身份政治来主导美国政治，事实上是对美国宪政的否定，等于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需要另写专文，本文只丢几个梗：
1. 在20年前，美国号称“大熔炉”（MeltingPot），对外以此自傲，认为美国是个不分肤色、种族、原生国、等级、性别，只要来到这个国家，认同美国价值，努力奋斗，就能实现美国梦。身份政治在近20年内的兴起，已经将美国变成了一个沙拉碗（Saladbowl）。
2. 身份政治要求的是附着于身份之上的特殊权利，与美国基于契约政治的自由平等完全相悖。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史，而美国进步主义主张的身份政治，则是从契约到身份，比如高校录取放弃择优，唯肤色为标准，就是种倒退。
身份政治的危险，亨廷顿早就预感到。这位智者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Whoweare（译成《谁是美国的孩子》），他已经预见到，多种族、多国移民身份认同导致的身份政治，最后必然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毫无疑问，全世界现在只有在美国，喊出让美国伟大、美国利益优先成为政界左派、媒体与社会舆论攻击的靶子，这种时候，美国人如果还不能正视自家存在的问题，政治衰败之势难以挽回。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