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07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常春、李新安采访报导）人权律师常玮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近日被曝是中共公安部督办案件，办案的陕西警方因此肆无忌惮地打压当事人及家属。常玮平的妻子表示，“他们冤枉常玮平，又要让我闭嘴，我做不到。”
2020年1月12日，常玮平因参加“12・26厦门聚会”，被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月22日因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10月22日，再次被监视居住。4月7日被逮捕，至今与外界隔绝，无一律师会见成功。
2020年10月16日常玮平取保候审期间曾在网络公开一段视频，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作为人权律师所做的点滴，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要求立即撤消和废止对其刑事程序。
他预见了自己有可能将会被判刑，并揭露了宝鸡市公安局对其实施的酷刑。包括被锁在老虎凳上10天，每天24小时，导致其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麻木无知觉；被录了16次笔录；此后每天被警察骚扰，还被传唤。他最后声明不会自杀和自残，也不接受官派律师。
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告诉记者，近日她去陕西，获悉常玮平案是公安部督办案件。她作为家属大感震惊和不解：一个为社会进步尽了自己微薄力量的律师怎么会被如此对待？
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系微生物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近日，她给公安部长赵克志等多人发了公开信，要求彻查陕西省公安厅、宝鸡市公安局以公安部督办为“尚方宝剑”，肆无忌惮违法的行为，呼吁莫让守法公民蒙冤。信件已于8月3日寄出。
据信中称，常玮平的辩护律师连宝鸡市公安局的门都进不了，宝鸡市公安局甚至剥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通信权。因为是公安部督办案件，其它救济途径均不发挥作用。
陈紫娟获悉，宝鸡市公安局在多地寻找认识常玮平的年轻人作证，强迫指控常玮平没有参与的事情，并故意诱导曲解他的话。比如常玮平说：“我现在没法正常执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们强迫证人说：“常玮平说我们现在虽然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不要气馁，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
再比如，常玮平到过美国、欧洲、韩国、台湾、香港，都是受各地律师公会邀请。陕西公安竟然企图把他去香港与“占中”联系起来，在毫无证据等情况下指控他出国就是接触境外势力。
陈紫娟说，“既然是公安部督办，我就觉得很奇怪，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因为有公安部督办这个原因，对于家属的控告，办案单位根本就不搭理。比如，宝鸡市检察院去调查过酷刑和非法取证的事情，但是办案单位就非常嚣张，意思就是：你别管我们这事儿。所以他就是打着公安部督办的旗号，根本就无所谓。”
陈紫娟表示，“其实我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从常玮平去年10月22日被抓之后，大概写过四五十份给各个部门的控告信。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回复，或者就回复一句，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
陈紫娟因为替夫鸣冤也一直受到压力。她表示，警察去年就是到她工作单位找她，威胁她要是再发声的话，就让工作单位来处分她。“他们总共来深圳找过我九次。压力最大的一次应该是陕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政委。”
她描述，“那个政委都不告诉我名字，给我看他的工作证，我就只看见公安厅三个字，然后其它的他都堵起来。然后跟我谈大概有三个多小时，后来我听说他们一开始是打算把我传唤到派出所去的。”
“他们也经常给单位领导打电话，比如说我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什么消息之类的，他们马上就给领导打电话，说我又在群里面发什么了，说我和境外势力勾结呀。”
她举例说，有一次她因为一件私事去北京，警方就查到了她的行程，提前一天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说她要去北京上访，想通过领导来阻止她。“这个就没有任何依据，即使我要去上访，中国的法律规定是允许的呀，对吧？”
她表示，“他们就是肆无忌惮，就是对于一个守法公民，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传唤你就传唤你。其实本来我做科研，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挺好的，家庭也不错，都是正常的生活，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他们冤枉常玮平，然后又要让我闭嘴，我做不到。”
中共借厦门聚会案打击公民运动
厦门聚会案又称“12・26大抓捕”，一场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聚会，引发中共当局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的跨省抓捕，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传唤、羁押、甚至批捕。这个事件被视为是“709”事件之后对中国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
至今，法律学者许志永、人权律师丁家喜和常玮平，仍然身陷囹圄，三人均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一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告诉记者，那次聚会讨论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评选了2019年度杰出公民奖和2019年十大公共事件。
他表示，“办案单位认为许志永、丁家喜是‘公民运动’组织者，发挥领导作用，利用‘非暴力运动讲座’、‘教育平权’、‘平等养老’议题和一些具体法律个案扩大社会参与，煽动人们对社会不满来达到颠覆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我们讨论的话题都不违法，都在法律框架内。他们要让我们承认主观上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推翻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这样无论我们事实上谈论什么话题，我们都是在‘煽动’和‘颠覆’。”
他认为，“当局注意到，这次聚会虽然以长期关注人权事业的律师为主，但是也包括了一些维权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甚至有一些高校的教职人员也参与了讨论。当局防范的就是‘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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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