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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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1月12日讯】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或许大不一样。一个时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于统治者的自我觉悟。如果不愿随波逐流,又没有勇气与之抗争,便只有死亡或逃亡两种选择。《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爱因斯坦当年逃离德国,遭到德国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那个生养他的地方,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也憎恨德国人,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今天的德国,并没有什么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德国,有数十所学校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2003年,德国举办“德国伟人”评选活动,数百万电视观众参加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前10位。

2005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mc2”的巨型字样。“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生前说过的这句话,今天仍然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相信:国家应该是为人民而设立的。

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包括一大批资本家和社会贤达以及知识分子在一片喧嚣声中选择了逃离,也还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所迷惑,坚持留了下来,结果受尽屈辱在惊恐中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得善终,那些苟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以及社会贤达几乎丧失了风骨和尊严。

看一个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决定生死命运的关头,是否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来保全自身的安危。季羡林生前回忆说,胡适当年到南京后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知名的学界泰斗,胡适还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胡适满怀希望要同他的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胡适想接的学界泰斗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一场。

胡适之哭,有人说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当年的一声长叹,也被称之为千古一叹!以后北平的种种变迁可谓物是人非,足以证明民国时期这两位知识精英的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所谓的冥冥之中,学贯中西的胡适和傅斯年或许已经预测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归宿。能够感知未来的人或许才能避开一场又一场的浩劫和苦难。

1948年,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其留下,胡适斩钉截铁地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彼此都说对方走错了路,胡适去世时的万人空巷,而吴晗只剩下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1948年冬,吴晗劝胡适留在北大,但胡适没有听从,毅然登机南行。胡适多次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晗却颇不以为然,反过来认为这位前辈老师脑子进水了。

在那场惨烈的浩劫中,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轮番遭到批斗羞辱毒打折磨,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当事者回忆说,他看到吴晗站在台上,脖子上挂在铁丝,铁丝下面吊着沉重的石头,铁丝把脖子勒出了血,血顺着铁丝往下滴……

1967年,吴晗全家被赶出了家门,被要求搬到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没过多久,吴晗被勒令前往单位劳动,做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再也没有回家。

吴晗的儿子吴彰永远难忘那个周六的傍晚,他一如既往地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望着外面,等待着爸爸一周一次的回家,可不管怎么等,始终没有见到爸爸回家的身影。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自杀,他的骨灰,至今也下落不明。据说吴晗死前曾经高喊过一些话,非常绝望。狱中的吴晗并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的妻子袁震也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临死前想要喝一口稀粥,也被拒绝。

1969年,吴彰和姐姐吴小彦,同时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性格刚烈的姐姐,为父母的冤死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关了起来,不久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被监禁的日子,姐姐被摧残成另一个人,经常说一些“疯话”,比如她总是说:“爸爸没有死,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他了。”让人听了为之心酸流泪。

在医院的强烈要求下,姐姐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那一天,正是吴彰18岁生日,姐姐将他叫到跟前,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吴彰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没有在意,谁知当天夜里,姐姐就服毒自尽了。

这一下,一家人只剩下了吴彰。幸好,他已经18岁了,可以独立照顾自己。他去工地当建筑工,去工厂当工人,靠着辛勤的劳动养活自己。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学习,终于熬到了父母平反,被恢复名誉,熬到了上大学的机会。

80年代中期,吴彰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勤工俭学,刷盘子、做零工,终于拿到了理工科硕士学位,从此在美国安定下来,并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一离开,就是数十年。这个历经磨难的后代再也没有回头眺望。

1951年,组织上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内地,同时接回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了。运动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洗劫一空,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管辖该地段的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人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人了。

所长东找西寻,终于从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血。想到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袖章,搀扶着马连良回到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唱词。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马连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

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西纠”总部。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两派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马连良竟找不到一席之地。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农(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十五个年头。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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