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0月1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Harmeet Dhillon撰文／信宇编译）本文内容改编自2022年9月16日作者在华盛顿特区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宪法日庆祝活动上的演讲辞。
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简称DOJ）的印章上用拉丁文印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为正义女神而起诉”（Qui Pro Domina Justitia Sequitur）。正义女神的形象深入人心，催人奋进：她蒙着双眼站在那里，手擎正义的天平，代表她不屈不挠地坚持法律框架下的平等和正义。
相比之下，如今的司法部却与这个宗旨背道而驰，似乎越来越受到党派主义的驱使。令形势雪上加霜的是，现在的司法部有机会获得现代监控国家的权力。作为一个热衷于宪法和权利法案的人，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想出解决之道了。
2001年发生的9/11惨剧标志着我们国家当代民权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恐怖分子攻击了我们，随后，籍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我们开始攻击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监控社会，这种说法几乎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我们确实如此。自从9/11袭击发生六周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通力合作颁布《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以来，政府监控无处不在，一直在寻找各种创造性方法来监视美国公民。政府拥有先进技术监视我们的所有电子设备，窃听我们的电话，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和短信，而所有这些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本为紧急情况而设计的特别法律目前已成为政府启动调查的常规性选择。不幸的现实是，各地执法部门根据《爱国者法案》采取的大部分行动与打击恐怖主义几乎毫无关系。以前，向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申请监视令的情况曾经很罕见，但在当前的相对和平时期却增加了许多倍。根据《爱国者法案》进行的大部分间谍活动都是针对普通的犯罪行为，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期望执法部门能够在没有特别监视权的情况下解决这些普通的犯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个由国家安全人员和司法部结成同盟控制的宣称政治中立的监视国家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如果把这种监视权交给一个愿意把大量信息用于对付其潜在政敌的行政部门，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严峻的形势。
《爱国者法案》等法律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专门的恐怖主义问题。然而这些法律很快就演变成一种机制，政府通过这种机制不断监视守法的普通美国民众。如果普通民众敢于与当权者意见相左，他们平静的生活就随时受到外界有意骚扰的威胁。如今，美国司法部正是在这个无所不能的监督和控制的环境中运作。他们拥有监视国家的所有工具，唯一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愿意执行我们宪法权利的独立司法机构。
然而我们都看到了，在几乎缺失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普通美国民众受到监视是多么轻而易举。美国石油行业顾问、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川普团队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持续受到司法部的广泛监视，令外界一片哗然。
本文将讨论近期发生的三个典型案例，说明普通民众是如何面临政治化的司法部带来的威胁。这三个案例就是：司法部对保守派组织“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记者团队的司法突袭，司法部对川普前总统海湖庄园（Mar-a-Lago）的突击搜查，以及司法部试图破坏选举公正性和扼杀公众言论自由等。
突袭“真相工程”记者团队
2021年7月，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禁止联邦检察官扣押记者的笔录。在这件事上他大张旗鼓、高谈阔论，并标榜这是基于道德的考量。然而，就在加兰部长高声谴责扣押记者笔录是他的部门“绝不允许……发生”的“错误”时，司法部正在对“真相工程”记者团队进行为期一年的间谍活动，这个活动涉及不少于19份秘密传票、命令和从9名地方法官那里获得的授权令。而这个间谍活动能够做到对公众保密，是通过使用广泛的禁言令来维持的，其中至少有两个禁言令是在没有通知监督“真相工程”案件的法官的情况下实施的。
通过这次间谍活动，公众现在得知，司法部从微软公司获得了大约20万封“真相工程”相关电子邮件，并从苹果、谷歌、优步（Uber）和其它仍然未知的公司那里获得了无数短信记录，以及其它任何相关信息。
在加兰部长备忘录发布仅仅6个月后，司法部突击检查了三名“真相工程”记者的住所，查获了47台电子设备。那么，外界是如何获知此事的呢？巧合的是，有人向《纽约时报》泄露了司法部这次突击检查的相关信息，而“真相工程”记者正好处于起诉该报阶段。事实上，就在司法部突击检查仍在进行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打电话给“真相工程”团队求证此事。
司法部这次搜查的依据是什么呢？2020年秋天，秘密消息来源向“真相工程”记者爆料，提供了据称属于拜登总统女儿阿什莉·拜登（Ashley Biden）的一本日记和其它材料。消息人士称，在与“真相工程”联系之前，这些材料就已经在他们手中。随后“真相工程”的记者们开始调查这些材料是否真实，以及其中针对乔·拜登的指控是否属实。最终，“真相工程”团队发现无法充分核实这些指控，决定不会对外公布日记的内容。随后，他们将这些物品交给了佛罗里达州的当地执法部门。
司法部则声称，阿什莉·拜登的财物被盗。“真相工程”团队在获取这些材料时就被告知，这些材料不是盗窃所得，然而即使如此，这在法律上也是不相关的。在2001年，宾夕法尼亚州教师工会首席谈判代表格洛丽亚·巴特尼基（Gloria Bartnicki）诉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沃珀（Fredrick Vopper）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认为，只要记者自己没有实施所谓的盗窃行为，他们就有权接收、调查和出版（或不出版）所谓的被盗材料。而在最近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简称DNC）诉俄罗斯联邦政府一案中，一家联邦法院明确表示，记者甚至可以要求获得被盗材料。这不是犯罪，这只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
相比于司法部对“真相工程”团队的紧追不舍，今年早些时候，政治新闻网（Politico）记者获取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见书草案，显示最高法院推翻了律师珍妮·罗（Jane Roe）诉德州达拉斯郡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一案，司法部的不作为显露无遗。这位“政治新闻网”记者对获取文件的表现与“真相工程”记者对日记的表现如出一辙，只是前者最后决定公开发表意见书草案，而后者则把日记交给了执法部门。
司法部方面的不同反应似乎完全取决于谁的奶酪被动了。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真相工程”团队获取阿什莉·拜登的日记之前，加兰领导下的司法部就已经在查阅“真相工程”记者的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了。这些文件包含不少敏感信息，如捐赠者信息、消息来源通讯记录（包括联邦政府内部举报人的通讯记录）以及律师与客户的通讯记录等。在这次执法行动中，司法部不仅无视法院判决和自己的明文规定，还涉嫌违反了《隐私保护法》、普通法中的《记者特权法》，以及《宪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等。
“真相工程”案件目前仍然正在进行中。由于司法部面向《纽约时报》的泄密行为本身就违反了联邦法律，纽约地方法官阿娜丽莎·托雷斯（Analisa Torres）推翻了司法部的反对意见，并下令任命一名特别法官，审查被扣押材料是否涉及特权。这个胜利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真相工程”团队必须为此支付数万美元，换而言之，只有支付大笔费用才能保护属于自己的文件。
突击搜查海湖庄园
尽管我曾代表川普前总统处理过一些事务，现在我也一直身在其中，然而我并不代表他处理司法部突袭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Mar-a-Lago）一事。从全局看，司法部这次突击搜查意义重大，值得外界认真关注。
首当其冲的就是突击搜查的时机。
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很低，而且今年是中期选举年。据彭博（Bloomberg）社报道，司法部可能会推迟“指控”川普前总统因突袭他家而引起的任何问题，直至中期选举之后。此等操作的效果就是，在11月8日中期选举之前制造一种川普被认为有罪的政治阴云，并将其作为操控工具，抹黑支持川普的选民和候选人。
司法部自诩奉行一项长期政策，即不在临近选举时采取政治上的指向性行动，然而司法部如何向外界解释，此次突击搜查不是这样的指向性执法？
川普前总统和他的律师团队与司法部和国家档案馆的代表就机密文件的存储和存档问题进行了合作对话。他甚至邀请司法部调查他的财产中的文件，而司法部似乎没有表示出对此事的应有热情。
这段最新的“狂野的G人”桥段与2016年川普当选前后的联邦调查局（FBI）策略并无多大区别，当时联邦调查局集体武装，专门调查川普涉嫌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而这些说法最终证明是由民主党特工编造的。但更重要的是突袭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反对意见。
（译注：G人（G-men），日本科幻电影，主人公G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古怪的行为和不为人知的行事动机。）
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安全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并经宣誓或确认，特别说明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押的人或物，否则不得签发逮捕令。”
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对政府的入侵公民行为非常谨慎。闯入政治对手的家中，剥夺他们的财产，是美国殖民地时期英王统治下的常见做法。王室使用一般逮捕令和援助令是对殖民者政治和个人自主权的最终干涉。这种入侵是如此普遍，而且受到普遍的鄙视，以至于开国元勋们认为应该确保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
在建国后的180多年里，最高法院将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措施主要适用于地方和事物。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住宅被赋予了更高的保护意识，以防止政府侵犯。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纽约市民西奥多·佩顿（Theodore Payton）诉纽约市政府一案中重申，“实际进入公民住宅是第四修正案的措辞所针对的主要犯罪。”
除了住宅和财产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应确保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扣押。只有在“合理”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搜查，而通常只有在政府首先获得适当签发的搜查令时，搜查才被认为是“合理”的。“适当签发”意味着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要搜查的地方和要扣押的东西，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支持，而且必须由“中立和独立的地方法官”签发。
综上所述，这就是俗称的“搜查令要求”，这也是所有针对海湖庄园搜查行动进行客观分析的核心基础。
联邦调查局搜查川普总统住宅的核心问题，就是整个行动与第四修正案的表达和精神格格不入。围绕着联邦调查局为获得搜查令而使用的可能原因宣誓书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公众无法判断政府是否有正当理由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突击搜查。
更有甚者，搜查令申请中列出的要搜查的地方和要扣押的东西，包括对前总统的整个私人住宅和办公室进行全面搜查，目标是寻找可能违反少数联邦法规的“任何证据”，而这些法规是涉及政治迫害时的常见工具。
虽然这本身并不使搜查令存在缺陷，但司法部支持搜查的“只相信我们自己”的做法，令公众几乎无法确定政府这次前所未有的行动是否符合法律。因此公众别无选择，只能根据现有资讯猜测。而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司法部的这次行动符合报复性和出于政治动机进行捕猎行动的所有特征和表象。
与“真相工程”案件一样，海湖庄园案的法官亦已发布命令，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在任命过程中，法官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之所以遭致民怨，是由于政府偷工减料造成的，这隐含地暗示政府滥用了搜查令程序。
破坏选举公正性和言论自由
正如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那样，司法部目前正在向那些敢于挺身而出质疑2020年选举结果的个人发出传票。这是在拜登总统对他所谓的“极端MAGA共和党分子”进行报复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在第三世界独裁国家才会发生的那种行为。
（译注：MAGA，全称为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度伟大），川普前总统的竞选口号。）
列入司法部黑名单的是那些作为候补选举人参与政治进程的人；那些在国会投票反对认证选举结果的人；那些组织或和平参加2021年1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型广场举行的合法集会的人，即使他们与当天在国会大厦内的暴力活动无关；以及那些从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承诺调查和挑战选举欺诈的人。
所有这些活动在我们国家都有长期的历史先例可循，并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事实上，正是民主党人在2000年、2004年和2016年挑战了总统选举结果。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历史事件。
2000年，15名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反对计算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一些国会议员声称2000年总统大选是“欺诈性的”，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埃迪·伯尼斯·约翰逊（Eddie Bernice Johnson）甚至发誓称，由于存在所谓的选举结果操控，将“没有和平”可言。
2004年，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强迫投票，要求正在计算选举人票的国会联席会议立即休会，以辩论他们声称的俄亥俄州选举违规行为。31名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投票，拒绝接受俄亥俄州的选举人票，此举得到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迪克·德宾（Dick Durbin）等人的力挺。
2016年，数名民主党人反对针对特朗普选举人的认证，理由是“有大量证据表明”俄罗斯干预了”此次选举。来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反对佛罗里达州的10名选举人票，理由是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规禁止州议员担任选举人。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则宣称，“如果在投票选举中，存在明显的证据说明选举制度的失败，那么选举结果就应该受到质疑。”
在这些选举事件中，司法部均保持沉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不是司法部的政治化操控作祟，那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
选举是我们国家一切发展的动力。公平选举确保权力的和平转移，亦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我国宪法第一条第4款第1项是选举条款，赋予各州管理联邦职位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等主要职责。司法部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有权管理《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而这项权力曾经是反击吉姆·克劳（Jim Crow）相关法律所必需的利器。
然而，吉姆·克劳所处的时代是久远的19世纪，如今早已世异时移，再不应该由一个政治化的司法部来决定什么才是公正选举。
众所周知，刚刚过去的2020大选充斥着大量涉嫌选举过程违规的现象，其中一些违规行为更引起诸多民怨。客观而言，各州在收到这些报告后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公平选举，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一意孤行，对试图加强选举公平性的各州发动各种恐吓运动。
佐治亚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大选当天的午夜，大量选票突然出现，瞬间拜登所得的选票超过了川普，这一切就像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选票走向。随后几天，选情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很快就有报道称，大量的选票被收缴，而这在佐治亚州是非法的；此外，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在蓝县的选举活动中安插人员，从而减少了签名匹配工作；这些证据令人深感担忧。
鉴于2020年大选期间发生了不少问题，如邮寄投票程序，公平选举警报响起，许多公民质疑最后的投票结果，这种担忧并不奇怪。因此，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为了防止这种问题在未来的选举中重演，果断采取了行动，颁布了一揽子选举改革立法，以强化选票安全。
而拜登总统则谴责这些改革，称这些改革是“吉姆·克劳2.0”。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些改革使投票比在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更容易。司法部随即起诉佐治亚州，以阻止新法律的实施，并发布了两份新的指导文件，旨在让包括佐治亚州在内的各州注意到可能违反联邦选举法的情况出现。司法部在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也推行了类似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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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司法部恐吓的不仅仅是政治活动从业人员。司法部长加兰最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文件，禁止司法部雇员直接与国会议员交流。这显然是对至少14名联邦调查局举报人向国会议员就司法部内部的不当行为做出的直接回应，这些国会议员包括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和来自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加兰此举是非常不恰当的，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司法部通过当地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对一些家长实施恐吓。
2021年10月4日，加兰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调查局处理地方学校董事会会议上的“威胁”。这是为了回应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的要求，原因是司法部利用《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和其它反恐工具来调查那些在当地学校董事会会议上对学校政策表示不满的学生家长们。
尽管加兰的宣誓证词否认使用反恐工具来调查有关学生家长，但举报人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并不简单。
2021年10月20日，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处副助理主任卡尔顿·皮普尔斯（Carlton Peeples）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指示联邦调查局人员在所有与学校董事会有关的调查中使用“教育官员”（EDUOFFICIALS）标签。举报人指出，联邦调查局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家长展开广泛调查。调查对象包罗万象，其中一项调查针对一位“右翼妈妈”，起因是她参加了一个“自由妈妈”团体，并拥有一把枪。另一项调查指向一位父亲，指责其对学校的面具规定表达不满，其行为“符合叛乱分子的特征”。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大家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危险了。
1762年11月11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命令手下拿着搜查令，冲进了宣传手册作者约翰·恩迪克（John Entick）的家。他们砸开锁着的门、箱子和抽屉，没收了他的私人文件和书籍，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王怀疑恩迪克煽动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如果联邦调查局对“真相工程”记者团队的住所或川普前总统的海湖庄园住所的突袭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18世纪的政治压迫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威胁。更糟糕的是，除了蛮力之外，我们的政府还拥有现代监控国家的强大力量。
作为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谈到宪法和权利法案时，我不能不引用开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一个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对其所有公民进行平等和公正的对待。”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促使我们的司法部在以自由女神的名义履行其神圣职责时，回归美国宪政的平等公正原则。
本文经许可，转载自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校刊《Imprimis》。
作者简介：
哈米特·迪希隆（Harmeet Dhillon）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专注于商业诉讼、就业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和选举法事务等。她目前担任共和党全国律师协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Lawyers Association）的副主席。
原文：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