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2月03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当非自由主义胜出时，自由民主就会消亡。”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说。
在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他们怎么敢自称是进步派？他们是倒退派，他们是反动派，他们是压迫者。
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退休教授，也是美国最顶尖的宪法律师之一。他自称是自由派民主党人，由于为极不受欢迎的公众人物辩护而受到左右两派的严厉指责。
德肖维茨（ Dershowitz）：当我为他们喜欢的人辩护时，人们会爱我；当我为他们不喜欢的人辩护时，人们会恨我。你越是不受欢迎，我就越有可能想为你辩护。
艾伦‧德肖维茨介绍了他的著作《原则的代价（：为什么正直是值得付出代价的）》（The Price of Principle）
德肖维茨：谢谢你邀请我！
党派偏见成原则 真正坚持原则将付代价
杨杰凯：对我来说，你的著作《原则的代价》来的正是时候。这些正是我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党派偏见是否已经支配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党派偏见几乎成为原则了吗？
德肖维茨：我想说，虽然党派偏见已经起支配作用了，但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原则的党派偏见。如果你胆敢把原则放在党派偏见之上，你就会被取消，你的团体就不会再与你扯上任何关系。不管原则是什么，你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效忠于党派。
我给你举个例子，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的父亲（即肯尼迪总统）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正直与勇敢”（Profiles in Courage，又翻译为“当仁不让”)。
我觉得，我在川普总统的弹劾案中为他辩护，是表现出了一点勇气的，尽管我是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曾两次投票反对他。
卡罗琳‧肯尼迪说，如果她知道我被邀请参加这个晚宴，她绝不会来。马萨诸塞州奇尔马克市的公共图书馆是自由派的堡垒，取消了我的演讲，并停止传阅我的书，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代理辩护的人。
尽管我投票支持的候选人和他们一样，但这是不够的，他们说我“帮助了川普总统，成为代表他的宪法律师之一。”这就是事情目前变得有多过分。
人们声称捍卫原则 却将其用于党同伐异
杨杰凯：你在书中说，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党派之争的一种武器。你是什么意思?
德肖维茨：人们声称捍卫原则，却将其用于党同伐异，这与原则背道而驰。这是欺人之谈。今天，民众无法成为有原则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没有人愿意秉持原则，没有人在乎言行一致。
共和党人非常高兴地表示，“哦，我们不会让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有机会开听证会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理由是距离选举只有8个月了。”然而，在（2020年）大选前几周，当川普总统提名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法官时，他们说，“哦，那很好。”然后你问他们，“原则是什么？”而他们标榜的原则是，“因为我们可以，我们有足够的（国会）票数做成这件事。”民主党人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不让人说话，他们攻击人，在当今的学术界这种情况尤甚。
（注：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现任司法部部长；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3月提名他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空缺，参议院多数当共和党拒绝举行听证，直到2017年1月3日第114届国会结束。最终，川普总统提名的戈萨奇大法官通过了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的确认。）
我昨晚才知道一件事。当时我在跟纽约一所城市大学的校长共进晚餐。她说，在我曾就读的纽约城市学院的布鲁克林学院，法学院的教员们现在一致投票抵制以色列，而且只抵制以色列。他们在毕业典礼上的主要演讲人是一个鼓吹对以色列实行恐怖主义的家伙，他不相信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
我今天不想在这里讨论以色列问题，但是，如果那所大学的学生敢对全体教员的一致投票持不同意见，他就不会被推荐获得华尔街的工作或（法院）书记员职位。这不是教育，而是宣传。
我在哈佛的50年教学生涯中从未在课堂上表达过一次个人观点。我教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今天，教室成了宣传工厂，而他们（学生们）将成为我们未来的领导者。
“任人唯贤”成白人至上主义
杨杰凯：你在书中有一章谈到了系统性种族主义。请评估一下，美国仍然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吗？这让我想到了整个“觉醒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这是伪装成原则的党派立场，不是吗？
德肖维茨：是的，任人唯贤成了一个肮脏的词，你不能任人唯贤，那是白人至上主义，必须要有种族优势。但是当有种族优势存在时，就会有种族劣势存在。
看看（起诉）哈佛大学（招生歧视）的案子。是谁在起诉哈佛大学？是亚裔学生，因为他们受到了歧视，因为黑人学生有（录取）配额。该案件将提交给最高法院，我认为最高法院会以正确的方式作出裁决。
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大学会作弊，所有名牌大学都会作弊，仍然会保留种族配额，但是他们会给自己的行为换个别的说法。
这与过去南方（各州）为了回避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决定而采取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南方也作弊了。他们假装没有隔离，其实存在隔离。大学不应该作弊，不应该想方设法回避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我向你保证他们会这样干。
政府非常努力反种族主义 有时反应过度
杨杰凯：你认为哈佛学生（录取）配额制是一种种族主义吗？
德肖维茨：不是，我认为这是消除种族主义的一种尝试。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尝试，它引入了新的种族主义元素，最后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国家。我们是一个系统性的反种族主义国家。我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长大时，我们是一个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天主教和反拉丁裔的国家。这种情况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62年）我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时，我是班里第一名，是《法律评论》的主编，而且有可能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律书记员，但是我（作为犹太人）甚至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除了一家华尔街公司外。而我申请了32家华尔街公司。他们都拒绝了我。那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这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我们偶尔会有种族主义，政府非常努力地试图克服，有时反应过度了。我是说，也许改变21世纪美国的最重要事件，很可能是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它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在公司、在媒体，还是在大学。我们对种族问题进行反思是正确的。
杀害乔治‧弗洛伊德是不可原谅的、可怕的，但是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它已经在路上了。不过，这一事件如此迅速地、戏剧性地改变了美国，结果却不是平等。结果是，引入了一种新的不平等，一种反任人唯贤的做法。
“觉醒派”把反自由的行为合法化、制度化
杨杰凯：我访问过的许多人认为，这实质上是放纵一种反自由运动的出现，你在书中以多种方式描述过，它制造了一个机会把反自由的行为合法化、制度化。
德肖维茨：我想，这么说是对的。不太激进的人，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到今天的“觉醒派”一代，都在寻找机会。他们寻到事件，利用事件推动他们的叙事和议程。问题在于，他们往往是对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体面的人，就是现在想在大学里实行审查制度的人。
我倾向于同意他们的很多实质性观点。我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手段。他们并不在乎手段。他们认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乌托邦就要实现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平等保护、正当程序和言论自由等重重壁垒。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真理”（The Truth），还需要什么言论自由呢？还需要什么正当程序呢？既然你已经知道一个男人一旦被女人指控就当然有罪，那么还需要什么审判吗？
你可能已经看到，就在前几天，在那个在Serial播客上播放了好几个月的案件中，检方同意释放那个被误判并入狱很多年的人（注：指Adnan Syed）。左派喜欢他们认同的人被释放，但他们不想对川普总统，或对一个被指控压迫黑人的白人使用同样标准的正当程序。我不喜欢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会为任何被政府盯上的人辩护。你越是不受欢迎，我就越有可能想为你辩护。
（注：一名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法官2022年9月19日推翻了对阿德南‧赛义德（Adnan Syed）1999 年李海敏（Hae Min Lee）谋杀案的定罪，并下令释放他，他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多年。这一案件曾被热门播客《连环杀手》收录。检察官表示，他们并没有断言赛义德是无辜的，但他们“对定罪的完整性”缺乏信心，并建议他在自我担保或保释下获释。）
杨杰凯：你熟悉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注：德裔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压抑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又译为“强制性宽容”）原则吗？这是我在你说话的时候想到的。
德肖维茨：非常熟悉，我从小就听过。我刚进哈佛大学的时候他在布兰代斯大学（教授政治理论），他是一个左翼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是最早为审查制度和镇压辩护的学者之一。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没有理由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我们是正确的。”这是所谓的柏林学派（注：口误，应该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部分。这很有意思，因为尽管它起源于反纳粹主义，却变成了自己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马尔库塞可以说是“觉醒派”的压制运动的教父。
他们怎么敢自称是进步主义者？他们是倒退派，他们是反动派，他们是压迫者。他们想要废除正当程序、言论自由和平等保护。
杨杰凯：我想你说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吧？
德肖维茨：是的，我是这个意思。
正当程序和公民自由正被剥夺 应以三原则主导生活
杨杰凯：有三个原则主导了你的生活。我把它们读一下，因为我发现这非常有价值。第一，言论自由和良心。第二，正当程序、基本公平和寻求正义的对抗性制度。我想深入探讨这一原则，因为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为何这一原则非常关键。第三，基本平等和任人唯贤。你认为这三个原则是根本。一旦你放弃其中任何一个，事情就会崩溃。
德肖维茨：是的，今天最不受欢迎的是对抗性制度。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看重辩护律师，你就去伊朗，去苏联，去俄罗斯，去中国，或者去古巴，去那些人们无法得到辩护律师的地方。不要期盼你想都无法想的事情。
人们说我是一个如此可怕的人，因为我为O‧J‧辛普森（O.J. Simpson，注：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轰动一时案件是辛普森杀妻案）辩护，我为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注：纽约酒店大亨，生前被称为纽约最吝啬的有钱女人，曾因逃漏税而锒铛入狱）辩护，我为某某人辩护。是的，而且我将继续这样做，就像约翰‧亚当斯为那些被指控参与波士顿大屠杀的人辩护一样。以及亚伯拉罕‧林肯为不受欢迎的人辩护一样，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1857年－1938年，注：美国律师，名言是“一个人在未定罪前，都是无辜的。”）也是这样做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1908年－1993年，注：美国美国民权律师和法学家，首位非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制度的精髓，但是它却非常不受欢迎。
当我为他们喜欢的人辩护时，人们爱我，而当我为他们不喜欢的人辩护时，人们恨我。在街上人们走到我面前说，“我们曾经喜欢你，尊重你，现在我们很失望。”我对他们说，“你们曾经尊重我，或喜欢我，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站在你这边。我是站在正当程序、正义和公民自由这一边。”
在过去，事情的结果是他们这一边获胜；但是今天，被剥夺正当程序和公民自由的人往往是共和党人、保守派、基督徒、犹太人，以及不受“觉醒派”一代欢迎的人。
陷害川普的企图 是破坏美国的公民自由和人权
杨杰凯：我还要很快地读一些我从书中摘录的内容。这是H‧L‧门肯（H.L. Mencken）的一句有力的名言，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为人类自由而战的麻烦在于，某个人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无赖辩护上。因为压迫性的法律首先是针对无赖的，如果要完全阻止压迫，就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哇！
德肖维茨：当我被指责为唐纳德‧川普辩护时，我每天都会想到这句话。在很多方面，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无赖，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投票反对他。如果他犯罪了，我希望看到他被弹劾或进监狱。我不支持他，但是我不想看到法律对他不公。而现在，有如此多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想要扩展刑法。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部名为“1917 年间谍法”的法规，这是自由派最痛恨的法律。法庭用它给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社会主义者）定罪，给斯波克医生（Dr. Spock，左翼活动家）定罪，给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反战分子）定罪。自由派都说，“天哪，我们必须废除那项法令。”可是现在，《纽约时报》和自由派发表社论，支持扩展该法律，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唐纳德‧川普家族，或者（扩展）《煽动叛乱法》（来定罪川普及其支持者）。
这些法律法规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被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现在，他们想用这些法规来对付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的参与者。我反对1月6日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更反对试图使用《煽动叛乱法》来惩罚他们。这是一场失控的抗议，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暴力抗议，但不要反应过度，不能不经审判就把人们关进监狱里几个月，并且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以煽动叛乱罪指控他们。我的前同事劳伦斯‧特里布（Laurence Tribe）建议，美国司法部长应该起诉唐纳德‧川普企图谋杀副总统彭斯。
天啊，这会对法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没有适用于给“企图”定罪的法律。特里布是在瞎编，但他愿意去瞎编，只要能陷害川普的话。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下一本书的书名——《陷害川普》（Get Trump），该书将分析，为何陷害川普的企图，实质上是破坏美国的公民自由和人权。
宁可十个有罪的人逍遥法外 也好过一个无辜者被冤枉
杨杰凯：你说你站在正义一边的，但你也提供了非常引人深思的相关区别。你引用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法官的话。说：“不，我是站在法律一边，不是站在正义一边。”为什么这两者不一样？这不太容易清楚地看出来。
德肖维茨：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天要给某人定罪，你必须拿出证据，而不是合理的怀疑。如果他有罪，但是没有合理怀疑的证据，怎么办？那你就得把罪犯放了。这不是正义，这是法律，是一条很好的法律。
宁可十个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也好过一个无辜者被冤枉。这是一条很好的法律。它源自《圣经》，源自亚伯拉罕与上帝关于所多玛罪人的争论（注：亚伯拉罕劝说上帝不要毁灭索多玛城，因为里面可能有好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是，这不是正义。我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制造不公，是的，我偶尔会令有罪的人脱身。当我这样做时，我不会失眠。
让我告诉你吧，如果我令一个无辜的人被定了罪，我会失眠。这种事在我一生中只发生过非常、非常少的几次，但这压垮了我，因为那样我得说，这是我的错。如果有罪者被释放，那是我们（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宁可让十个（有罪的人）逃脱。但如果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我无法承受，太痛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地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杨杰凯：遵守法律是最重要的，你不能破例。
无法无天的法律不会遵守 我祖父纳粹时期非法救28人
德肖维茨：你说得对！听着，有无法无天的法律。如果我生活在纳粹德国，我就不会遵守其法律。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好的，尽管它并不能总是产生正确的结果。我不是苏格拉底，我不会喝毒芹了，（苏格拉底的时代）没有给公民不服从留有余地。我给你举个很好的例子。我祖父一贫如洗，没有资源，住在一个小地方。
在纳粹入侵前夕，他发现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有28个亲戚。他向每个邻居求助，对他们说，“你有一个地下室，现在（就成说）是犹太教堂。你需要一个拉比，需要一个唱诗班。”他拿到了28份虚假宣誓书，从纳粹德国手中拯救了28条生命。这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如果你问我，在我的家人那些不可思议的事迹中，我最钦佩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我祖父的非法行为，帮助那28个人入境。他们现在都进入了最有成就的美国人之列。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工程系的主任，另一位是医疗技术的重要投资者，另一位是洛杉矶的拉比，还有一位是公众人物。
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美国人，他们是通过非法的方式从大屠杀中逃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同情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来到美国的移民，他们是为了自己不受迫害。
杨杰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身份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影响了所有的调查领域。你是否看到这种情况?
德肖维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注：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大型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20年，在它认为公民自由受到威胁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现在已经完蛋了，他们不再保护大学校园里的人们免于被剥夺言论自由或者正当程序。他们基本上已经成了某党派性的一个政治组织。
疫苗必须能够降低病毒传播 才可强制接种
杨杰凯：艾伦，我想换个话题，谈谈你的书《疫苗强制令个案分析》（The Case for Vaccine Mandates）。这是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这本书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疫苗必须能够降低病毒的传播，才有理由强制接种，对吧?
德肖维茨：你说得完全正确。如果你发明了一种新疫苗，可以马上立即防止所有心脏病、所有癌症和所有糖尿病发作，我会反对政府要求你接种，我会敦促你去接种，但是我不会允许政府强迫你接种。
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注：19世纪著名哲学家，功利主义者，反对国家控制社会）的原则，政府可以强迫你做某件事的唯一理由是，防止你给他人造成伤害。
然而，如果有一种疫苗，即使它对你个人没有帮助，但是，如果它有助于防止一种致命疾病的传播，那么我会允许政府将其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强迫你接种它。我有一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亲笔写的信，由乔治‧华盛顿口授，在信中他敦促他的指挥官让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每个士兵都接种天花疫苗。
他基本上是说：“我们不会输给英国人，但我们可能会输给天花。”不过，我同意你的观点，关键是疫苗必须能防止传染。然而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到，至少早期的疫苗做不到。
目前的新疫苗声称，其确实可以防止传播。这是一个（需证实的）科学事实。现在，我们将不得不等待，看看它是否被研究证实。
防止社交媒体网络基于政治审查用户
杨杰凯：我们再跳回到言论自由的话题上。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最近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阻止德克萨斯州“HB20”法案实施的裁决。你对这个熟悉吗？
德肖维茨：名字不熟悉，但是请跟我讲讲，我可能熟悉。
杨杰凯：德州计划实施该项法律，是为了防止社交媒体网络基于意识形态、基于政治原因审查用户。那项法案被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阻止了，而现在这项裁决现在被第五巡回法院推翻了。你说这（禁止社媒平台审查言论）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困难的领域之一。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如此困难。
德肖维茨：因为它涉及私人和私人公司。尽管他们规模很大，但他们声称拥有《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能决定在他们的平台上放什么，他们声称有权进行审查。你知道，杰斐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注：美国开国先贤们，修立了宪法和《权利法案》）会从坟墓里跳起来，如果发现大型私人公司可以做政府不能做的事，也就是审查。现在，有人提出了一些理论，比如“共同载体”（common carrier）理论。
在过去，尽管是私人公司，火车公司或电报公司（作为“共同载体”）也要受法律的监管。有这方面的案例，两方面都有案例。有理由认为，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其它公司已经成为“共同载体”，也许应该受到一些监管，但你也不想让政府对这些公司有太多的限制。
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一个暴君能够控制着谷歌等（媒体），那你会希望它（媒体）有自由。所以，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还在哈佛大学任教，像过去50年那样，我会花一整个学期来研究这些问题。
杨杰凯：一旦这些公司实际上几乎成了基础设施时，非常类似电话系统，他们就可能成为暴君。
德肖维茨：当然，会的。
杨杰凯：或者说，两者都可能成为暴君，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话题。
政府竭尽全力控制媒体
德肖维茨：但是，如果两者都成为暴君，而且互相敌对，那就没那么令人不安。即，至少能给了这两个暴君互相争斗的机会。最坏的可能性是，只有一个暴君，或者政府接管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担忧。看看今天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政府显然在控制媒体。他们的事情做得不是特别好。顺便说一句，政府控制媒体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在中国和伊朗，政府们在竭尽全力。但是随着互联网和其它通信方式（的涌现），信息会悄悄流出。
我曾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辩护，是在1970年代。他们会传播所谓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注:在东欧共产国家秘密传播的被国家禁止的文学作品）。他们会打印一本小册子，能做个10份，到第10份副本时你可能就无法阅读了，因为是用复写纸完成的。然后，他们会分发这些小册子。这就是他们规避审查制度的方法。到了今天，当然，我们有了更多的高科技方法来做这件事，这是一场持续的战争。这是一场对言论自由产生积极影响的战争，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在一切地方控制一切，这是避免暴政的关键。
杨杰凯：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我来读一下这个，是来自法庭的意见：“今天我们拒绝这样的理念，即公司能随心所欲敌运用《第一修正案》权利来审查人们言论。”这写在第五巡回法庭（的意见中）。很明显，案件还将继续上诉。
德肖维茨：我认同。杰斐逊可能会同意这个说法。你知道，我有一封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信，他亲手写的，是他在《独立宣言》发布25周年前夕亲笔写的。他谈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只要有机会纠正错误，就不应该对任何言论进行审查。当然，这在互联网上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当CNN诽谤我的时候，诽谤的话传遍了世界。而当我试图说“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他们编辑了录像带（来伪造证据）。
是的，我在第28页谈到这个，也就是说，（编辑录像带出现）在电视节目的最后两分钟。但到那时，诽谤已经造成了伤害。有一句话被认为是温斯顿‧丘吉尔及很多名人说过的，“在真相还没来得及穿上鞋之前，谎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情况。
促成正义弧线朝正确方向移动
杨杰凯：艾伦，恭喜你的书《原则的代价》的出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永远注定要生活在这种主导我们话语的党派偏见中，甚至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是如此？在书中你提到了家庭的基础。你说，“我对家庭的忠诚是第一位的，甚至排在其它一些事情之前。”但是，现在，即使在家庭中也有这种党派之争，人们彼此不交谈。那么出路是什么？
德肖维茨：没有明确的出路。在美国，钟摆的摆动幅度相当大，但没有不如欧洲那么大。在1930年代的欧洲，只有两种选择——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在美国，我们有罗斯福、新政和妥协。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一个妥协的国家，甚至在导致内战的辩论中也试图达成妥协，不过，他们在这一点上无法妥协。有时我们做得更好，有时做得更糟。这种向强硬左派的新麦卡锡主义发展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因为今天在大学里，我们未来的领导人正接受这种教育。
我认为它比其它许多东西摆动的时间更长。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在十年内就消失了。左翼麦卡锡主义将会比那持续长久很多年。所以我并不乐观。最后我想对以色列的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做一下比较。在以色列，悲观主义者会说，“哎呀，情况太糟了，不可能再糟了。”乐观主义者说，“是的，情况还会更糟。”所以我一半是悲观主义者，一半是乐观主义者。
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我和马丁‧路德‧金一样相信，正义的弧线会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我们需要促成它。不能只是任其移动，我们需要促成它。我写了《原则的代价》这本书，试图激发辩论和讨论。谢谢你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给我这个机会向你的观众们介绍这些。
杨杰凯：艾伦‧德肖维茨，谢谢你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
德肖维茨：谢谢你！祝你顺利！
杨杰凯：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艾伦‧德肖维茨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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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