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有大美，当被中共洗脑的中国人用变异和扭曲的思维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蕴涵的“大美”斥之为迷信和封建糟粕时，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甚至外国名人是相当仰慕中华文化的。
比如18世纪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著作《风俗论》中，无前例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篇。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儒教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国的“理”或者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说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并十分推崇孔子，还在书房里挂孔子画像，早晚行礼。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大加赞赏：“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
伏尔泰等不懂汉语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得以了解中华文化，离不开众多前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他们在16、17世纪时来到中国，学习汉字、研究中国经典，把中国人的知识宝藏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欧洲，进而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震动。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他在将中华儒家经典翻译成西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名叫沈福宗，外文名字叫迈克（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他1657年生于江南省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父亲是名中医，也是名天主教徒。沈福宗是早期到访欧洲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在中国的史书上对他的经历鲜有记载，但他的故事却被欧洲人详细地记述下来，他在欧洲的汉学界还是有一定名气的。而且，英国王室、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都收藏着他的油画画像。
大约在1681年康熙年间，24岁的他跟随欧洲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柏应理是在1656年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在南京传教时认识了沈福宗的父亲。而沈福宗既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又因受父母影响以及接触到了传教士而信仰天主教，并开始学习拉丁文。
沈福宗不畏当时旅途之艰辛，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当时去欧洲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乘船要走好长时间，途中经历的艰险也非现在可比。因此，其非凡的勇气令人钦佩。
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筷子 受特别礼遇
1681年12月他们从澳门启航，途径南亚的几个国家，横渡印度洋，1682年在葡萄牙靠岸。1683年10月抵达荷兰北部港口、当时重要的渔业和商业中心恩克霍伊森（Enkhuysen）。在他们于1684年2月到达安特卫普（Antwerp）后，当地的耶稣会派了一位名叫王以仁（Pieter Thomas Van Hamme）的教士来帮助并陪伴他们前往罗马。在旅行当中，王以仁还辅导沈福宗的拉丁文，以便他能够与欧洲人交流。
1684年9月，他们来到法国巴黎。当时欧洲风靡“中国热”，巴黎是中心。
据说，沈福宗是历史上首位见到法国国王的中国人。很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了柏应理和沈福宗。
在会面中，沈福宗流利地用拉丁语与国王交谈。次日，在专门为沈福宗举办的宴会上，路易十四让沈福宗用汉语念主祷文。当路易十四询问如何使用中国餐具时，沈福宗当场展示了如何使用筷子。宴会后，路易十四命令打开宫内花园的所有喷泉，为柏应理、沈福宗一行表演，而这通常是招待王室贵客和外国大使时才有的礼遇。
由于沈福宗非常博学，还懂拉丁文，而且来自遥远的中国，因此受到了特别的礼遇。沈福宗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柏应理、沈福宗的到来使路易十四决定派遣法国耶稣会科学家和数学家去中国，以了解那个遥远的国度。1685年1月，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等六位巴黎王家学院院士以“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的名义受命起程前往中国，这是法国首个前往中国的科学考察团。他们抵达中国后，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和重视。
在沈福宗访问期间，巴黎报纸除了进行文字报导外，还有宫廷画家专门为他绘制了肖像画。目前画像原本珍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拜见教宗
离开巴黎后，柏应理、沈福宗一行继续前往罗马，并于同年12月上旬抵达。他们受到了耶稣会高层的热烈欢迎。不过，直到第二年，即1685年6月，沈福宗才受到教宗诺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的接见。教宗是在得知有中国人来到欧洲后，决定亲自接见他们的。
见面后，柏应理、沈福宗向梵蒂冈捐赠了一批四百余卷由传教士编纂的中国文献。这批文献目前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不过，柏应理向教宗提出用中文举行宗教仪式的请求未获批准。
返回巴黎 协助翻译儒家经典
在1685年12月离开罗马前，沈福宗请求加入耶稣会并得到批准。其后他们返回巴黎，并在1686年抵达。
早在罗马的时候，柏应理找到了一些耶稣会士们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的一些拉丁文译稿，他把这些翻译手稿带到巴黎，希望得到法国王室的支持而出版。与明朝之前到达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是，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始系统和有目的地记录中国，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他们还将中国的文化、哲学历史介绍到欧洲。除了他们自己写的报告、游记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政治等外，他们还翻译、编撰了中华经典。
1687年，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柏应理用拉丁文所着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BNF O2N-206（A,3）］在巴黎出版，书的副标题为中文“西文四书直解”（内有三书《大学》、《中庸》、《论语》，缺《孟子》）。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等篇章，是沈福宗帮助柏应理翻译成拉丁文的。此书最前面的“献词”是给路易十四的。
这可能是西方第一本专门介绍《孔子》的书，《论语》也是首次被翻译成欧洲语言。该书所附《孔子传》的插页中可见“仲尼”、“天下先师”、由双龙围绕的“国学”以及书籍、孔子门徒名字等汉字，这极有可能是沈福宗手写后刻上去的。该译本在法国大量发行，这就是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读到的译本。
见到英国国王和著名学者海德与波义耳
1687年3月，沈福宗应邀访问英格兰，他是史料记载的首位访问英国的中国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接见了沈福宗。对中国历史和文物感兴趣的詹姆斯二世见到沈福宗后很高兴，他除了邀请沈福宗出席宴会外，还请英国宫廷画家克内勒爵士（Godfrey Kneller）为沈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像，并挂在自己的卧室中。
画中的沈福宗身穿着中国长袍，手持十字架，望向窗外，灯光照在他的脸上闪闪发光，寓意神圣的灵感。他站在大理石地板上，透过身后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热带乡村。这幅名为“中国皈依者”（The Chinese Convert）的沈福宗布面油画，作为英国王家的收藏，现在挂在温莎城堡的女王画廊中。
沈福宗同时还见到了一些英国学者，比如当时最有名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当时51岁的海德是一名兴趣广泛的学者，他研究过多种东方语言，包括波斯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
两人一见如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哲学等问题。在海德的邀请下，在伦敦待了几个月的沈福宗在夏天来到牛津，进入海德任教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进行中文图书编目，并编写内容提要，还教会他们如何阅读中文书籍。在牛津的六个星期中，他还以速成的方式教海德学习汉语，他手写的教材现在保存在大英图书馆。
沈福宗还给热衷国际象棋的海德讲解中国象棋、围棋的规则和玩法。对于他的帮助，海德非常感激，赞美他为“我的中国人”、“我们的中国人”或“我最亲爱的朋友”，并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合作者和“了解中国所有事情的信息源”。1694年，海德的《各国象棋比较研究》著作在牛津出版，其中赞扬了沈福宗的贡献。
1687年7月，海德为沈福宗写了一封推荐信，收件人是英国科学家、才华横溢的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海德在信中写道：“持信者是一位中国人，在牛津大学跟我一道为中文藏书编写目录。我们有一些儒家书籍，但大部分中文书是与物理有关的（指道家的点金术）。他精通自己的语言，还精通孔子的学说。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好学勤奋，而且头脑清晰。他的拉丁文有点不够完美，但他会拉丁文就已经很好了。……在这些天内，我尽我所能让他帮助我们，自从他和我在一起以来，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垂爱和友谊。”
波义耳刚好对医学和炼金术这两个领域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兴趣。从波义耳在他的工作日记中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海德的介绍信起了作用，波义耳和沈福宗在当年7月或8月确实见过面并交谈过。尽管现存的证据表明见面时间可能很简短，但波义耳的日记向我们展示了波义耳对沈福宗的好奇心。双方用拉丁语交谈。波义耳写道，他问了沈福宗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需要知道的汉字数量是否真的像传闻中的那样庞大。沈福宗的回答是，汉字数量真的非常多，而且他本人就掌握一万到一万二千个汉字。
波义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真正认识这么多汉字。沈福宗解释了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官吏的语言与普通人的语言非常不同，也与神职人员和一些文人的语言大不相同，因为很少有人懂官话或者可以使用它。”
两人还就很多科学问题进行了交流，比如气压、气压的测量等，沈福宗则向波义耳介绍了草药、中医。他们还交流了一些化学问题。其后，与波义耳会面后，沈福宗没有返回牛津，而是待在了伦敦。他还参加了克拉伦登伯爵主持的晚宴。
1687年9月上旬，詹姆斯二世在访问牛津时，召见了海德，并特别询问他是否认识沈福宗这个中国人，并告诉海德他自己的房间里挂着沈福宗的画像。海德告诉国王，他不仅认识沈福宗，而且“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一年11月，柏应理离开巴黎去伦敦与沈福宗会合。1688年1月，他们一行搭乘葡萄牙船前往里斯本，于同年4月中旬抵达。
虽然不在英国，但沈福宗继续通过信件与海德合作，扩大了海德的汉语词汇，并就中国度量衡单位的精确尺寸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还给海德寄来了一张中国考试制度和官僚机构运作的图表，以及中国对外国人进行分类的所谓“贡品制度”的草图。此外，沈福宗还向海德发送了一份用于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寺庙进行分类的汉语词汇表，并简要说明了中国佛教对灵魂转世轮回的信仰。
结语
由于前往中国的船队已经开走，柏应理和沈福宗只得停留在里斯本，沈福宗进入里斯本的初修院修习，成为一名修士。
1691年春，沈福宗与德国耶稣会教士纪理安等人一起赴华。在返回途中，沈福宗不幸在船上染上时疫，在抵达莫桑比克的前两天死于船上，年仅35岁。
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眼中，古老的东方文化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美好。沈福宗的欧洲行，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并将中华文化和儒家经典介绍给欧洲人，让欧洲更加了解中国，这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也是沈福宗一直铭刻在欧洲汉学史上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资料：
1. “When Minds Met: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JONATHAN SPENCE
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3.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d. 1691), ‘The Chinese Convert’ Signed and dated 1687
4.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FUZONG) -THE FIRST RECORDED CHINESE MAN
5. Needles, Herbs, Gods, and Ghosts: China, Healing, and the West to 1848
6. Michael Alphonsus Shen Fu-Tsung (d. 1691) Signed and dated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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