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4月29日讯】写信，曾经是人们在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事，朋友或同学坐下聊天，偶而会突然想起：啊呀！还有两封信没写。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今人们已没有这样的体验了。传统读书人谈写信，多推崇《秋水轩尺牍》与《雪鸿轩尺牍》。这两部书信集，确是文辞典雅、曲尽情理，但若奉为写信的范本，似乎欠妥。闲时随手翻阅，倒是别有一番情趣。还有一本《小仓三房尺牍》，虽久闻其名，但我没读过。写信既是信息的沟通，也是情感的交流，能有真性情流露的书信，就是一篇散文，故书信被西欧人称为“最温柔的艺术”。文革前我在中学念书，迷恋苏俄名曲《在遥远的地方》，歌中显示出的，是对远方来信的深深渴望：
……
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小丘旁，
你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
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意大利名曲《桑塔露琪亚》，也是对写信的咏唱。歌词已记不清，但旋律与意境清晰依旧：桑塔露琪亚海边的邮箱，连着对恋人的情思，伴随海浪有节奏的拍击，等待远方的来信。轻声哼唱，感悟生活中不能缺少对来信的期盼。与上海城市风貌无法分割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据说1918年刚到上海的时候，每天都要给在美国的亲人写信。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诺曼底公寓等标志性建筑，都出自邬达克的设计。
年轻时，我一年要写几十封信。与同学、朋友的通信且不论，文革前两年考进大学远离父母，给父母写信，大致每礼拜一次，至多也不超出十天。离家赴京的时候，父母送我到北火车站。火车即将启动，父亲在车厢的窗外叮嘱：“到了学校，早点写信回来。”我知道如果超时，父母没收到信，心里就会悬挂。那时单纯，大概还沾一点民国文化的余韵，每次写信开头，多是“父母大人近安”，末尾落款“儿XX顿首”，或“儿XX 再拜”。信笺不必标准化，有时笔记本撕下一张就能当信纸。信封是标准的，下面印着校名与地址，写上收信人地址与姓名后封口，贴上8分邮票投入邮箱。以前读汪曾祺散文，知道早年抗战时物价上涨，邮票随货币一同贬值，寄信时信封正反两面贴满邮票。给父母写信，主要出于报平安，当然也谈一点学校的事，偶尔稍带周日进城的见闻，由此在记叙中显示“平安”，如果仅用一句直白的“我平安”概括，信也就乏味了。虽是极平常的报平安，父母也会仔细从信中搜寻他们渴望知道的蛛丝马迹。每次收到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又会生出“见字如面”的亲切感，这是电脑、手机无法相比的。早年读杜诗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年后回想父母盼望子女来信的心情，才知即便没有“烽火连三月”，然“家书抵万金”一说，依然真切。
长辈给晚辈写信，最著名莫过于曾国藩家书，不过那全是对晚辈读书做人的指导。上世纪后期《傅雷家书》轰动一时，我是《傅雷家书》第一批读者，曾经听厌了阶级斗争之类的陈词滥调，《傅雷家书》忽如蓝天白云下的清风拂来，令人惊喜。信中骨肉之深情，儒雅的文字风格，以及对艺术人文悟得透彻的观照，很快渗入读者心腑。傅雷保持民国文化人的习惯，写信用毛笔竖着往下流动，端秀的行楷小字显得清新可喜。若干年后回想，如傅雷这样浸润在西欧文化中的卓越翻译家，为什么会在子女童年时的家庭教育中，对傅聪的体罚竟如此令人失惊，以至在家书中屡屡弯身忏悔？傅雷年轻时左倾，直至1957年3月，奉命到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对毛泽东的讲话，服膺得五体投地。至于三年前的“胡风集团”案，2000余知识分子遭无情政治迫害，傅雷虽幸免池鱼之殃，但作为目击者，竟视若无睹。3月18日傅雷在写给儿子的信上，有如下一段：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这一年夏天，傅雷响应毛泽东“反击右派”的号令，接连写五篇文章，揭发、批判《文汇报》总编徐铸成“有阴谋、有集团……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从此徐铸成厄运缠身。傅雷万万没想到，两个月后自己竟也被套上“右派”帽子，开始在作协接受批判。捱到文革，再也无法忍受抄家、批斗与种种羞辱，无奈与夫人双双悬梁自尽。从人格上看，傅雷似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分裂。尽管如此，《傅雷家书》对无数经历文革的青少年，依然是极好的启蒙读物。民国前期，徐志摩有《爱眉小札》刊行，我没读过，鲁迅《两地书》倒是有一册，但就影响而言，《两地书》无法与《傅雷家书》比肩。
《两地书》是作为男教师的鲁迅，与作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私下鸿雁传书，于鲁迅弃世3年前公开出版。隔了近40年后的文化革命中期，当所有中外文化经典早作为“封、资、修”被严禁的时候，《两地书》又获再版。《两地书》的最大特色，是写信人由师生关系，演变成同居关系，但不能称夫妻关系。因为鲁、许若自称夫妻，朱安究竟算什么身份？许广平出生的那一年，适逢鲁迅与原配朱安正式“完婚”。可怜朱安在周家一辈子，既不像妻子又不像女佣。明知鲁、许公开同居，朱安只能默默忍受。以反封建礼教称着的鲁迅，从来没给朱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给朱安带来的伤害有多深？如此冷漠，至今鲜见有人指责。我的书架上虽有一册《两地书》，多年来翻看没超出3次，每次不超过3分钟。作为读者的第三方，究竟能从《两地书》中获得什么？我不敢恭维。毋容违言，《两地书》的读者人数与《傅雷家书》相比，充其量为万分之一，或更甚。不过，男女间的情信足以流芳百世者，倒是有的。我年轻时读清末辛亥志士林觉民《与妻书》，深感信中震惊神灵的文字魅力。《与妻书》用大白话讲，就是“写给妻子的信”。中年后重温《与妻书》，每读到下面文字，依然唏嘘不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苦留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全信既有对新婚蜜月的回望，又感叹“生于今日中国之不幸”，令读者痛惋不已。林妻读信的时候，林觉民已从容赴黄泉，由此引起林妻肝肠寸断、山崩地裂的巨大悲恸，非笔墨所能表示。林妻决心自杀，追随丈夫而去，以至于林之父母泪流满面跪求儿媳，林妻才放弃自杀打算。然而哀莫大于心死，两年后林妻还是凄然而逝。
《与妻书》作为近代史上书信的经典，将永久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与文革中曾经轰轰烈烈的“致敬信”，形成极大反差。文革中各大学经红卫兵夺权，再由三结合凑成校革命委员会。每所大学革委会建立的第一件事，是给毛泽东发“致敬电”。“致敬电”是信件的电报稿。北京各大学不用发“致敬电”，直接写“致敬信”，装在超大的红色信封里，然后敲锣打鼓、轰轰烈烈、恭恭敬敬呈送中央办公厅。所有“致敬信”都有固定套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全用流行的红色口号与标语堆砌起来的表忠心。当年北京66、67、68、69届毕业的大学生，全是“致敬信”的见证人。这一群体现已进入暮年，偶然回想当年“致敬信”，如同“白头宫女话天宝”，只能无奈付之一笑。
文革后期，进入“白卷英雄”与“反潮流”时代，也涌现出不会写信的一代人。记得1980年代，那时住在老宅，开始为寄稿件常去邮局。邮局门前坐着戴老花眼镜的老先生，面前置一小方桌，桌上贴着的纸上写着四个字：“代客写信”。我曾目睹穿着入时、姿色不差的年轻女子，坐下让老人代写书信。那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挥之不去。按年龄估算，文革爆发时，那女子也许刚进或未进小学，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悲哀。
时间再往前推几年，邻居中有一位在崇明红星农场的J君，那时称“知青”。某次，J君带来在崇明农场的另一位知青，找我帮忙，原来是请我代写情信，那位知青朋友正追求某女子。我努力解释“局外人无法代写情信”的道理，来人很难接受，反以为我摆架子。实在推辞不了，只得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拿起笔，搜肠刮肚地寻思。代人写情信，与写“致敬信”大不同，“致敬信”靠大量标语、口号加套话编织而成，情信必须“情”在笔先，才能下笔。何况我是代初次见面的知青，给从未谋面的女子写情信，怎么写？我想起学生时期读过的西洋小说《牛氓》，书中亚瑟在临刑前写给恋人琼玛的信中，开头是：“亲爱的琼玛：写下你的名字后，我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于是铺开信笺，我如法泡制，郑重其事地先写下第一行：
亲爱的XX：写下你的名字后，我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接下去的文字，究竟是怎样七拼八凑而成，我早已忘了。如此情信，哪有女子看了会心动？收信女子当然也是知青，不过知青的阅读能力，也分三六九等。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知这对知青，后来能否走到一起？
往事渐渐远去，写信也成了陈年的记忆。现在的人方便多了，男女之间若有点那个意思，手机微信上只要输入“美女，我爱你！”几个字，就行了，何必为写信而搜肠刮肚？没人写信，生活中也就没有对书信的盼望。如果有谁心里还唱着“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大概要被现代人视作傻瓜了。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