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变种腐败的窍门与政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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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9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中共二十大前,十年反腐也成为当局自夸的“业绩”之一。不过一份官方刊物日前刊发文章,大曝中共更加隐蔽狡猾的新型腐败的特点和方式,直指腐败如病毒一样不断变异。而且连亲共港媒也质疑中共越反越腐。专家认为,中共从根子上就是腐败的团伙,这令反腐成为内斗工具,当腐败到极点时就会出现政权崩盘。

中共官方刊物介绍变种腐败窍门

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主办的《理论与改革》杂志,近期刊发题为“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的文章,《财经》9月25日转载。

文章表示,中共新型腐败是贪腐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腐败变异”,对现有反腐办法有“规避能力和逃逸性”。这种腐败是从传统型腐败嬗变而来,更加隐蔽狡猾。犹如病毒一样,还在不断变异。

文章说,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1年四年间,因腐败进入司法程序的中管干部的总人数是86人,这86人中有近八成的腐败行为具有新型腐败的特征。

文章说,现在贪腐者依托债券、影子银行、IPO、互联网金融、表外业务、结构性产品、信贷营销创新等创新型金融产品,通过上市、资产置换、定增、期权、代持、PE腐败等方式。再如运用虚拟货币进行腐败交易或通过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进行洗钱。据区块链数据平台Chainalysis Inc.的信息,在2021年洗白的加密货币价值同比增长30%。

同时,腐败者钻监管缝隙的速度比监管创新的速度更快。

较为典型的利益转换就是“洗钱”。包括广泛使用各类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掩饰隐瞒赃款;将涉腐收益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洗钱;通过购买或持有不动产,直接接受和使用现金;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等等。

另外,从过去权钱交易向权权交易转换、从直接受贿向间接受贿转换、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换、从即时受贿向期权受贿转换、从现金受贿向数字货币转换等等。

还有一种是混搭,如未公开信息与投资理财混搭,衍生出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如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混搭,衍生出高利转贷腐败行为;如慈善组织与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投资行为的混搭,衍生出利用慈善通路实现利益输送等。

文章指出,过去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是单一维度的关联,新型腐败主体间的关系呈现典型的网络结构,实现更为安全的腐败交易。网络结构主要有多中心合作网络结构、金字塔结构等。

文章举例,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胡怀邦和华信系掌门人叶简明构建的就是“政企商利益三角形”。

文章还提到,现在许多贪腐者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在利益收受上更有耐心。配偶子女收受已经不是优选项。或选择异地、境外进行交易获利。而随着官员任职范围的扩大,跨省任职增多,腐败交易空间更加放大。

文章将新型腐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

分析:中共从根源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团伙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26日对大纪元说,从根本来说,中共治下整个社会就是金钱输送关系。现在换了一批官员,腐败手法在变化,但是腐败本身没有变化。许多负责反腐的官员,本身就是贪官,“你多输送利益,我才能保护你”。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我举一个历史的例子,就是当年康熙皇帝整治清代官场腐败,他在济南的趵突泉写了四个字,叫源清流洁,就是源头要干净,流才能是清澈的。而中共源头就是浊的,它从根源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团伙。”

旅美学者、作家吴祚来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官场流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前的那种腐败,已经公开化了,就是当什么官要送多少钱,钱送到之后,就能达到目标。有些人多出的钱会退回去,有些品质比较差的他不退,形成了一套公开的规则。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腐败就被迫转入比较隐蔽的方式。

吴祚来说,隐蔽的方式还有非常多。

“我们以前就碰到了一个案例,有一个朋友具备资格去当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然后一个企业就找到这个朋友,就说你去当这个领导,需要送一百万,你都不用管,由我们来送,你知道是我们帮助你的就行了。因为这个部门换届,这个企业必须要保证下一位领导人是他的人,这样下面的工程还可以接着拿得到。”

事实上,早在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初,就有日媒披露官员们在党校内交换腐败窍门。

日本《产经新闻》曾在2012年12月7日刊登一篇有关江西井冈山中共党校的报导,题为“中共党校:五星级酒店并交换贪腐诀窍”。

有中共改革派老干部和了解官僚贪腐内情的中国记者对日媒表示,党校这种集中各地官员进修的地方,其实也是官员边喝酒边传授贪腐窍门的场所。这些官员在这里交换恶德讯息、催生新腐败案,交换的贪腐窍门包括:“用死亡的亲戚银行账户就不容易被查”、“这样做就能逃避中纪委追查”等。

外部监督能救中共吗?

中共二十大将于下月16日召开,当局最近宣传反腐业绩,自十八大以来,全国共立案侦查贪腐案438万件和470万人。而早在2018年12月1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就宣告了“反腐斗争压倒性胜利”。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一个政党如果执政这么多年,一直有大量的腐败涌现,应该向人民谢罪,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以这么多腐败的数字来说明它的英明,其实是一种无耻。

中纪委今年9月15日发文称“反腐败是一场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9月26日,港媒《明报》发社评质疑,从贪腐在十八大以来变本加厉,说明中共要令到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中共贪腐土壤仍在滋长。

中共2016年近年陆续修改了《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等俗称帮规的处罚规定。

《明报》文章指出,从当局重判周永康等“六大老虎”无期徒刑,到重判孙力军、傅政华等人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确实是更加严格,但杀鸡儆猴是否能够令干部不敢贪,却不能乐观。

文章以孙力军为例,名义上是按《刑法》惩处违反受贿规定,实质上是打击因为“严重危害政治安全”违反党内条例。所给出的信号是含糊的,干部或许会认为,即使贪污巨款,只要不在党内搞拉帮结派,就不会被重判。所以,能否起到不敢贪的作用,还是存在疑问。

文章还质疑“不想贪”,从傅政华等人被指从未真正忠诚中共,那为什么步步高升?至于孙力军等人犯事都在任职基层开始,当局对他们几十年来贪赃枉法,却一直毫无察觉,是否说明对于限制干部不能贪的制度失效?

文章最后认为主要是内部监督未能完全发挥效应,应加入外部监督,并且需要保护举报者。

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要中共搞“外部监督”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共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体制,中共不解体,腐败就无法减弱。中共就像是一艘仍在行进的破船,目前的反腐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会起到加速沉船的作用。”

旅美学者吴祚来分析中共官场现在两极化的做法,一种是没有好处就不干活,出现惰政、庸政。另外一种就是以隐性的方式,仍然冒险去非法获取财富。

他认为这种腐败状态是否会造成共产党政权的崩盘,一时很难显现出来,但到最后经济凋敝到了临界点,就会出现问题。“没有一个政权腐败到极点以后不溃败的,迟早的问题。”

吴祚来举例说,中共一线的警察、城管,现在他们靠打砸抢,或者是乱收费,来谋取部门的利益。因为经济不好,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罚款,与底层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惨烈。比如现在中共严酷的防疫政策,已引起很多抗议。

“老百姓不是被公知启蒙,被思想家启蒙,他们是被共产党的底层干部,这些酷吏、警察、城管启蒙,被这些白卫兵(大白)启蒙了,激怒了,对这个政权产生反感。然后总有一天像现在伊朗一样,老百姓去攻击政权。”吴祚来说。

责任编辑: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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