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识破苏共邪恶的民国诗人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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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12月06日讯】

徐志摩是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之一。

他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商之家;1931年在从南京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机身亡,时年34岁。

他以诗、情闻名于世。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他还是中国最早洞悉苏共邪恶的思想者之一。

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两次发表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利益。

这个“空头支票”,在当时令许多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苏俄心生好感。

在苏俄的游说下,孙中山开始“联俄”,知识界出现“走俄国的路”的呼声。一些从苏俄旅行归来的人,写了不少赞美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也一度被蒙蔽。

但是,1925年,他亲自游历苏俄后,对苏共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苏俄,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写了一本《欧游漫录》,记录了他在苏俄的见闻与观感;二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主编《晨报 副刊》期间,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大讨论。

他对苏俄的真知灼见,集中体现在《欧游漫录》和《晨报 副刊》的相关文章中。

他见证了苏联人民的困苦

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

“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他看到的依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见不到了,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奇缺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了。

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

他发现“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他痛惜地看到,俄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铲除。

“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

那些在大火中逃难到西方的俄国人,“他们,提起俄国就不愿意。他们会告诉你,现在俄国不是他们的国了,那是叫魔鬼占据去的。”

“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地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为了解托尔斯泰的书是否真的被禁毁了,他在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

他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

“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他目睹了苏俄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在莫斯科期间,他看过一部戏剧,舞台正中悬挂着一只“可怖的大手”,象征命运或是资产阶级,舞台上频繁出现各式各样的鬼和尸体,让他感觉这个戏如同一场“怖梦”。

戏的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社会没有前途,生命没有意义,工人、醉汉、卖淫女、强盗、孩子等下层人民都有相同的命运:要么在阶级压迫下生不如死,要么在革命中死去并获得永生。

戏剧让他压抑,他到墓园怀古,却发现很多贵族的墓遭到损坏,“不少极庄严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几处坚致的石栏与铁栏”被砸毁。此情此景,令他慨叹:“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

他窥见了苏共制造谎言的把戏

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1920年在苏俄亲历了这样一件事:参观一所小学校时,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再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

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

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

读了韦尔斯的故事后,徐志摩总结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他发现苏俄教育是“党化教育”

当时,中国有一些人,如胡适推崇苏俄的教育。

徐志摩写道:“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

他认为,苏俄的“党化教育”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他认为列宁是一个心硬似铁的危险人物

1926年1月,他编《晨报副刊》时,陈毅给他寄来一篇文章《纪念列宁》,想在晨报发表。但他没有发表,却自己写了一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了。

他写道:“(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个革命是出于一种阶级战争的学说,它的目的是要抵达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大同。

“我却不希望他(列宁)的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狂热分子)。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列宁及其追随者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为什么能识破苏共的邪恶?

在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徐志摩上世纪20年代对苏共邪恶的认识,不能不说他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有先见之明的人。他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与他的“单纯信仰”有直接关系。

民国大师胡适这样评价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徐志摩的“单纯信仰”来自哪里?来自他受到的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教育。

他在国内读过的大学有:沪江大学,上海浸信会学院,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在国外读的大学有:美国麻州的克拉克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他任教过的大学有:在北京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女子大学。

他在上海就读的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大学;他在天津上的北洋大学,是中国洋务派办的大学;他上北京大学时,校长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的蔡元培。

他在美、英留学时,与许多崇尚自由、民主的作家、艺术家、教授有过交往。他在国内工作的大学,大多有西方文化背景。

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他热爱自然、自由、美好的天性,使他直面苏俄的阴暗、冷酷、血腥时,他就会本能地感到不适、反感、厌恶,并希望从心底远离他。

第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

徐志摩崇拜罗素。1920年,他放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追随罗素。

俄国十月政变后,罗素推崇过苏俄。但是,1920年,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苏归来后,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从“苏俄的积极拥护者”转变为“苏俄的坚定批评者”。

罗素的新书出来后,徐志摩不但做了笔记,还写了评论。他虽不完全认同罗素的看法,却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他在书评中说,罗素之所以拒绝苏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能否实现,也是未知数。

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

罗素不满于人类的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致力于救度人类,但救度的办法,应是渐进的、和平的。这些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影响。

结语

1925年,徐志摩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遗体展览馆。他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立即感到震惊与恐惧。他写道:

“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或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发出这样的警告:“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的一双眼,仔细地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当时,徐志摩的警告,许多人都听不进去。

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血污海”,不但淹没了苏联、东欧,还淹没了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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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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