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卡研讨会:他们为何逃离共产主义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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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5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文芊北卡报导)“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站在那里(河岸上),身上穿着漂亮的西装和衬衫。一名俄罗斯士兵坐在一辆坦克的顶部,拿着一把大枪,瞄准了我,并玩弄着扳机。”

约瑟夫博士是一位教授和退休牧师,在布拉格之春期间逃离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

“我想到过,如果他开枪打死了我,把我的尸体踢进河里,没有人会知道。”约瑟夫博士说。

4月25日和26日晚,在北卡罗利市的圣路加福音派天主教堂举行的题为“他们逃离了共产主义下的生活”的活动中,约瑟夫博士是10位发言人之一。这10位发言者都曾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现在他们把过去的经历分享给美国民众。

在他们的故事中,出现了许多共同的主题,例如约瑟夫博士在布拉格遇到俄罗斯士兵的故事,表现出了共产制度下对人生命的藐视。另一个主题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包括许多在美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

祸起一句话

“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你说的任何话都是错的,如果你对领导人说一些可能冒犯他的话,你会受到迫害。”印刷店老板汤姆‧潘说。

1982年春天,14岁的潘乘船逃离了越南。他仍然记得越南的压抑气氛,人们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他讲了他妻子一个熟人的故事,那个人曾经和越南领导人共进过晚餐。

“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吃狗肉”,他说,“当他们把狗头放在盘子里端出来的时候,那位女士说了句‘那个狗头太伟大(great)了’。就因为她说了‘伟大’这个词,她就被迫害了。‘伟大’只能是对领导人而言。”

极权下的生活

在苏联长大的商业经纪人伊琳娜‧科默也曾生活在共产党的严厉管控之下。她回忆说,当时不允许私人购买自己的住房,必须住在政府分配的公寓里,尽管那个小空间全家人根本就住不下。

“(政府)会告诉你可以拥有什么,可以买什么,应该付多少钱,以及允许看什么,读什么,听什么。”科默说。

苏联政府还要求所有民众完全服从,没有例外。当科默的母亲,一位歌剧演员,去希腊演出时,如果没人跟着她就不能离开宾馆;无论她去哪里,都必须有一名克格勃特工跟着。即便获许出国也要考验你对党是否忠诚。

“苏联人是不被允许离开苏联的,除非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当然只能出于商业原因。”科默说,“他们必须获得所谓的出境签证。为了获得该出境签证,他们必须通过考试。”就她而言,她必须证明她对所有苏维埃共产主义领导人及他们的主要成就非常了解。

科默说,这种忠诚还延伸到必须完全相信党让你相信的东西。每天早上,国营报纸《真理报》都会印发,让民众了解党的最新说法,而不能质疑其真实性。

她说:“它被称为‘真理’是有原因的,因为每天早上,它告诉你应该知道什么,思考什么,以及如何感受。”

打压宗教

为了维持民众的顺从,这些共产主义政府必须屏蔽所有与他们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东西,尤其是宗教。餐馆老板德西‧尼科洛夫娜来自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有各种美丽的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它们被闲置了。

“我记得,党不允许我们与我们的上帝有联系。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欺骗我们,也因为不能读《圣经》,我们可以被任意摆布。”尼科洛夫娜说,“我们家里不能放《圣经》,而是放一本小红书,这是(共产党)的规定。”

迫害信仰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强制推行无神论,温斯顿‧刘感到了同样的脱节。他周围的人似乎并不遵循任何道德价值观,并且不介意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

虽然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他感到精神很空虚。

“那些无私奉献、坚持诚信的人被同学和邻居嘲笑”,刘说,“当我看到同龄人不介意占有他人利益时,我问自己,‘不损人利己,坚守道德良知,我这样是不是很傻?’”

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找到了答案。他从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中找到了意义和方向,“真善忍”法理将他与中国五千年的精神传统联系在一起。

但是,随着法轮功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受欢迎,共产党对精神信仰的恐惧开始占据上风,最终在1999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至2003年期间,刘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四次被抓捕,并在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

“在拘留所里,警察怂恿其他犯人剥光我的衣服,向我泼冷水。在冬天最冷的季节,持续了半个小时,后来我被冻僵,失去了知觉。然后他们把我扔在地上,没给盖任何东西。几个小时后,我才苏醒。(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人的尊严。”

不仅如此,中共开始在全球华人社区传播有关法轮功的错误信息,试图让普通民众反对法轮功。在这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原本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和朋友变得敌对起来。

刘说:“这种妖魔化的宣传让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产生了仇恨。结果,中国人被分为两个群体:非法轮功和法轮功。媒体的编造将法轮功学员妖魔化。非法轮功群体被鼓动在学校、社区、工作场所等方方面面监视、举报和骚扰法轮功学员。”

鼓动人与人的斗争

逃离古巴的莱迪斯‧德罗斯耶提到了古巴共产党使用了类似机制。任何想离开古巴的人都被称为gusano,即虫子,在社会上被贬低歧视,成为其他人攻击的目标。此外,在古巴,阶级斗争观念制造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使得共产党得以掌权。

然而,德罗斯耶现在在美国开始看到一些相同的模式。

“在美国,他们正在利用种族来分化我们。”她说,“我们都听说过白人特权。公司现在正在进行白人特权培训。而这都是制造分裂和仇恨的精神洗脑,并使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

德罗斯耶说,这种分裂随后被某些群体用来压制和攻击他们的反对派。她还列举了其它使美国倾向古巴的社会现象:媒体不报导事实,高税收,重写历史,以及政府增派福利。

极权下社会失控

阿尔贝托‧迪亚兹与德罗斯耶有同样的担忧。迪亚兹是委内瑞拉人,他告诉听众共产主义如何在很短时间内让一个社会快速失控。1995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后,委内瑞拉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在五年内,查韦斯基本上解散了国会。他只保留了军队。”迪亚兹说,“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完全取消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委内瑞拉所有的电视台都被取消了,现在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政府的电视台,而这只用了五年时间。”

迪亚兹敦促听众为自己的自由大声疾呼,同时要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了解共产主义的事实。

警惕共产主义因素

听众之一的克里斯汀‧琼斯,经营着一家微型学校,在那里,父母可以掌握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她一直在教她的孩子们了解美国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的危险性。

琼斯说:“我有一个16岁的女儿,我们告诉她,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这一切,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子孙后代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2016年投票给前总统川普(特朗普)之前,琼斯从未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

“我之前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着左派或自由派的一切而设定的,直到我开始理解和研究左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然后我就想,哦不不,我根本就不支持极权主义。”她说。

她被演讲者的故事深深打动,并说她将继续经营她的微型学校,为家长们提供一种在课程中没有共产主义元素的教育方式。

丽莎‧托德是一名咨询师和老师。她说,在教育孩子时,有时共产主义社会的危险性对他们来说感觉“只是一个故事”。她参加这次活动是为了同孩子们分享这些真人真事。

她说:“我想听听这些信息。我想听听(演讲者的)呼吁。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些警讯。”

托德说,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些故事激励她继续维护每个美国人有权享有的自由。

她说:“我们需要继续支持对的事情和真相,而不屈从于政治议程和谎言。”

责任编辑:谢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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