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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胡适称赞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怎么个稀有法?胡适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还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
为什么被胡适夸上天的傅斯年,这么招毛泽东痛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大师级的人物。
傅斯年其人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康熙皇帝的老师,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傅斯年少年聪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时的著名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他出洋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三年半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
在欧洲游学的六年半里,傅斯年没得一张文凭,却选修了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也广泛涉猎。最后,他落脚到史学上,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和史学系两系主任,之后创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亲历中共广州暴动
到广州不久,傅斯年就亲眼目睹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
那场暴动有多可怕?国军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三天之内,共产党到处残酷烧杀,烧毁的街道估计三十多条,房屋万余栋,杀死无辜民众一万五千多人,伤者就更难以计数了。整个广州陷于恐怖之中。
张发奎说,“我亲眼看到遍地死尸。”尤其是在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我们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曾披露,在暴动前,广州共产党就拟好了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傅斯年也在名单上。还好有人通风报信,傅斯年逃到朋友家中,躲过一劫。
广州暴动,其实只是中共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在一个城市的小规模预演,不过血腥程度已经震惊傅斯年了。
1932年6月,他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其中谈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傅斯年仔细研究过中共的理论,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过心理学的他总结出,中共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中国人恨西方人;二,穷人恨富人;三,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六,农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长辈。
傅斯年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就是把人的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了。回看历史,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切肤之痛。
“傅大炮”开轰:毛不过宋江之流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当时,一些民主党派希望国共和谈,避免内战。1945年7月1日,作为无党派知名人士,傅斯年也被硬拉去了一趟延安。
傅斯年跟毛泽东早就认识的。当年毛泽东当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傅斯年正在北大读书,是著名的学生领袖,常到图书馆看书。所以在延安,毛泽东特地邀请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
从延安回重庆后,同行的其他人都对中共印象很好,只有傅斯年——就像胡适评价的,他很有学问、有理智,心思又细密——所以头脑很清醒,和别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据《怀念傅斯年》一书,傅后来对老友毛子水说,“他对共产党彻底失望”。他和老同学罗家伦也谈过几次,“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在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傅斯年发现毛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都看得非常熟。他认为,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然后去利用民众的心理弱点。他对毛子水说:“毛泽东仅仅是个争权夺利、假仁假义的宋江之徒,绝不配谈社会改革。”
罗家伦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在延安时,毛泽东踌躇滿志地领着傅斯年走过大礼堂,礼堂里挂满了“密密层层的锦旗”,都是各地献给毛的。
结果大家猜傅斯年什么反应?他可是有名的“傅大炮”,非常耿直敢言,炮轰过当时中国的两位“皇亲国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把两人轰下了台。
看到锦旗时,傅斯年忍不住了,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泽东会听不出其中的嘲讽意味吗,不过,他当面没说什么。
离开大陆前对中共的预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但傅斯年对和谈根本不抱希望。
他回信说:“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此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的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 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 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 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傅斯年继续写道:“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
现在看来,傅斯年信中说的,中共好战,绝不考虑人民,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必走苏俄路线,打压有思想的读书人等,都已经被历史验证了。
临终前夕再次透析共产党
1949年1月,傅斯年迁往台北,并接任台湾大学校长。据台大教授、教育家陈雪屏回忆,傅斯年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喊出,“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
临终之前,傅斯年写过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别是:《自由与平等》《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及《共产党的吸引力》。
在《自由与平等》中,他指出,“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说,在共产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
傅斯年还说:“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因此,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传统,保持人类的自尊,以及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拚命反抗。
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以及时至今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与欺骗,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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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