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7月19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江枫综合报导）四年前，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前副教授贺建奎偷偷摸摸地将修改过基因的人类胚胎放入人体子宫，制造基因改造婴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篡改人类基因库的人，并可能因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近期他又高调宣称，他将继续改造人类基因的“事业”。
6月底，贺建奎发布了一项研究提案，宣称将对小鼠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然后对人类受精卵细胞或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以测试突变是否“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病”。贺建奎声称，不会将基因被编辑过的胚胎植入人类子宫。
而在四年前，他将基因被编辑过的胚胎植入了人类子宫，制造了至少三名基因改造婴儿，引发全世界震惊。
瞒天过海制造基因改造婴儿
2018年11月28日，在没有发表任何同行评议论文的情况下，贺建奎在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宣布，被他修改了基因的两名婴儿降生。他采用CRISPR/Cas9技术，试图通过删除CCR5基因来阻断HIV病毒进入细胞的途径，从而让婴儿获得对HIV（艾滋病毒）的免疫能力。
CRISPR/Cas9是一种特定、高效和多功能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被用来修改、删除或纠正DNA的精确区域。
然而，贺建奎向实施手术的医生和婴儿出生医院隐瞒了胚胎的秘密，更向全世界同行专家们隐瞒了制造基因改造婴儿一事。他没有在科学期刊或者学术会议上光明正大地宣布，他打算将基因被编辑过的胚胎植入人类子宫。更加令人不齿的是，贺建奎使用他人的血液样本为胚胎的亲生父亲掉包送检，以免医护人员可能因为得知该父亲是艾滋病人而拒绝。
在香港峰会召开的数天前，贺建奎向基因编辑技术的权威、CRISPR技术的共同发明人、加州大学教授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是“婴儿诞生了”。杜德纳与他人在2012年共同发现了一种名为CRISPR的奇怪细菌免疫系统可以像Word编辑文档一样巧妙地编辑DNA。杜德纳在2020年因为发明CRISPR技术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杜德纳在收到邮件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假的，这是个笑话。”她告诉《科学》杂志，“‘婴儿出生了’，谁会把这句话放在如此重要的电子邮件的主题列中？这看起来令人震惊，并且是以一种疯狂的、近乎荒诞喜剧的方式。”
西方专家质疑
在确定了这不是一个玩笑之后，顶尖专家们在峰会召开前一天的自助晚餐上向贺建奎抛出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你尝试用CRISPR编辑了多少个胚胎？有多少成功了？你是如何决定植入哪些胚胎的？你做了哪些测试来确定编辑是按计划进行的？
专家们也抛出一系列伦理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与HIV感染有关的CCR5基因进行编辑？父母是否了解其潜在孩子面临的风险？你如何确定？
贺建奎招架不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现金，扔在桌子上，溜之大吉。
贺建奎不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质疑。在2017年于加州伯克利举行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已经向贺建奎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在那次研讨会上，贺建奎展示了使用CRISPR编辑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未怀孕）的工作，但他并未透露，他打算将胚胎植入人类子宫。
一位生物学家对贺建奎工作的技术细节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他如何分析编辑后的基因组，以发现被称为脱靶效应的意外编辑。这是一个关键的安全问题。脱靶效应指的是在基因编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非特异或非预期的遗传修改。
这位生物学家担忧的事成真了。对于那些已经诞生的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无法确定他的操作导致基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未知的基因改变
根据贺建奎2018年在香港峰会上的谈话以及对美联社披露的信息，他的团队总共注射了31个胚胎，最终成功了21个。在胚胎3至5天时对细胞进行的分析显示，存在编辑混乱的情况。没有一个能够复制已知可预防艾滋病毒的CCR5突变。然而，贺建奎团队还是植入了11个基因被修改的胚胎。
贺建奎无法证明，他的操作没有导致基因发生脱靶效应或其它非预期改变。几位科学家审查了贺建奎向美联社提供的实验数据，认为贺建奎所作的测试不足以表明其编辑工作有效或排除了危害。他们还指出，有证据表明基因编辑不完整，并且至少有一个双胞胎似乎是由具有各种变化的细胞拼凑而成。
根据美媒“STAT新闻”报导，贺建奎在2017年跟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计算生物学家马克斯‧豪斯勒（Max Haeussler）进行了一次对话。贺建奎表示他做了“短读测序”，也就是对短DNA片段进行了测序，以确认基因编辑是否成功，但是他并没有测试是否发生了染色体的大段重排。这就好像在校对文档时，你能够发现一两个字的乱码，但却不能发现大段落的错乱。后来在香港峰会上，当专家们质疑这个问题时，贺建奎却声称，如果附近没有重要的基因，那么像这样的大段重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DNA中有一些片段不能编码蛋白质，曾经被人认为是无用序列，被戏称为“垃圾DNA”。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们对“垃圾DNA”，尤其是重复序列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将重复序列视为基因组的宝藏。科学家发现，这些片段并不是无用的DNA，相反，它们与周围的基因组环境相互作用，可以充当基因重组的热点，以及调节基因表达。因此，贺建奎认为的不重要DNA片段，可能其实是重要的。
贺建奎所进行的操作，即使按照预期成功修改了基因，都可能给婴儿的生命带来损害。因为科学家发现，缺失正常CCR5基因的人，面临着感染某些其它病毒，例如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死于流感的更高风险。科学家还发现，那些拥有两个异常CCR5基因拷贝的人，活到76岁的可能性降低了约21%。
而由于贺建奎并不能确定基因修改之后的变化，他的操作将给婴儿带来更多不可预知的后果。科学家发现，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导致人类胚胎发生意外变化。
2020年10月研究人员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当使用CRISPR技术修改一名先天性失明男子的精子所生成胚胎的EYS基因时，40个胚胎当中大约有一半丢失了该基因所在染色体的大片段或整个染色体。科学家还发现，基因组的无意编辑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长期并发症，包括恶性肿瘤。
美国科学院发布基因编辑指导准则
人类目前的基因编辑实验分为两种——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种系基因编辑。体细胞编辑针对的是非生殖细胞，这些细胞中发生的变化仅影响接受基因疗法的人。而种系基因编辑则改变生殖细胞（如精子和卵子）中的DNA。生殖细胞DNA的变化会代代相传。这意味着，人类的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CRISPR技术已经让基因编辑变得相当容易，但西方科学家仍然诚惶诚恐，没有跨出将基因改造过的胚胎植入人类子宫的那一步。
在很多西方国家，将基因改造的人类胚胎植入人类子宫是违法的。美国不允许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放行这类实验。
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国家医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2017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给出了最新的国际指导准则。该准则比政府立法更为宽松，没有完全禁止将基因编辑过的胚胎植入子宫，而是列出十条限制条件，包括：缺乏合理的替代方案；仅用于预防严重疾病状况；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突变基因导致疾病；有关于操作的风险和健康益处的可靠数据；临床试验期间有持续和严格的监督；保持最大透明度等等。
2018年11月26日，在香港峰会开幕前夕共进晚餐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阿尔塔‧查罗（Alta Charo）问贺建奎，他是否理解2017年NASEM文件和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2018年文件所阐述的有关编辑人类基因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两份文件给种系基因编辑亮起了黄灯。
“我绝对觉得我符合所有标准。”贺建奎声称。
“这让我感到震惊。”查罗告诉《科学》杂志。
斯坦福生物物理学家史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西方国家的人气坏了，因为为了防止HIV感染，他们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疗法。通过其它方法也可防治HIV，比如生殖治疗能“清洗”精子上的病毒，减少传播风险。
NASEM文件的几位作者表示，贺建奎忽视了他们对于编辑人类基因发布的严格标准。他们呼吁，除了科学界的自我监管之外，政府还需要对人类种系基因编辑进行监管。文件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海因斯（Richard Hynes）说：“声称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向贺建奎授予了任何许可，都是对事实的歪曲。”
中共政府疑似支持贺建奎改造人类基因
中共科技部似乎为贺建奎的改造基因研究提供了资金。根据美国媒体“STAT新闻”获得的贺建奎招募临床试验志愿者的幻灯片演示文稿，第六张幻灯片称资金来源是中共科技部的国家重点研究计划。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列出了贺建奎试验的另一个资助者——深圳市科技创新自由探索项目，该项目由深圳市创新委员会资助。
此外，2017年9月，贺建奎出现在中共国家电视新闻频道CCTV 13频道上，展示了一款DNA测序设备。
人类演变为非人类的可怕前景
西方科学家们尽管握有CRISPR这一利器，却在改造人类基因的大门外徘徊，迟迟不敢踏入的原因是，他们对人类演变为非人类的可怕前景还存着一丝畏惧。
许多来自不同学科和信仰传统的思想家担心，彻底的变化将导致人们在身体上或心理上不再是人类。有人预测基因工程和机器技术的巨大进步最终可能会让人们成为有意识的机器——至少从外表上看不是人类。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尼古拉斯‧阿嘉（Nicholas Agar）在《人类的终结》一书中说，“事实上，增强我们认知能力的最戏剧性的方法可能会杀死我们。我们寿命的大幅延长可能会消除我们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经历；如果某些人得到了根本性的增强，而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后人类’对人类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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