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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饥荒。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一书考证,当时全国饿死3600万人。其中,受害最惨烈的是河南省信阳地区。
信阳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原本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是,1959年至1960年,信阳竟然饿死105万人。
今天,我就根据杨继绳的《墓碑》等资料,跟大家探寻一下信阳饿死105万人的真相。
信阳大饥荒的惨状
1960年11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工作组到达信阳。在调查五个月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信阳地区光山县,是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家乡。
据当年新华社驻信阳记者鲁保国回忆:“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
据杨继绳的《墓碑》记载:光山县槐店公社原有36,691人,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光山县志》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四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但光山县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的吴永宽老人的回忆却不是这样: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吃……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不到半个月,120人的小村庄,就死了70多人。”
2004年清明节,吴永宽老人在自家的庄稼地里,为大饥荒时死去的村里人立了两块碑,一块是吴姓的,一块是外姓的,72个死人的姓名都刻在上面。
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他回忆说:“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我家所在的防胡公社5万人,死了2万多;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六口:我父亲、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
关于人吃人的现象,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载中有很多。
当时任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的姚学智回忆:“(嵖岈山)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据《炎黄春秋》作者李素立的文章《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讲,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一家老小全部饿死的死绝户高达5万多户,1万多个村庄被毁灭。
信阳为什么会饿死105万人?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8年,毛发动了旨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
怎么“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毛的做法是:“拍脑袋”,随意确定“高指标”;然后,将这些“高指标”层层下压。
195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3700亿斤。
但是,到了1958年,当年中共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却不断加码:2月,确定的指标是3920亿斤;3月,改成4316亿斤;8月,改成6000亿至7000亿斤;12月,改成7500亿斤。
到了1959年2月,中共将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指标定为10,500亿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带头放“高产卫星”。1958年6月7日,河南信阳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之后是第二颗、第三颗——小麦亩产3530斤、7320斤。然后,全国各地竞相放“高产卫星”。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随后,《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毛泽东头脑发热,带动全党头脑发烧。在毛的“高指标”驱使下,全国农村迅速刮起“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由此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
19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信阳就已出现逃荒、饿死人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却引起毛的雷霆大怒。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之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却虚报为72亿斤。上级据此确定的征购粮任务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
如何才能完成征购任务呢?就靠反右倾。如何反右倾呢?就是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搞批斗、抄家、打人、杀人。
据当时信阳地委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挨批斗的大约有1万2000人次。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的调查,光山县槐店公社,有公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据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息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16人因在“反瞒产”中打人而被转正,只剩一个因没有打人不得转正。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之外,还采取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1959年,信阳地区在各级干部和民兵的斗、批、逼、搜、打之下,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了,农民全年的口粮却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大饥荒随之而来。
基层官员成替罪羊
信阳大量饿死人事件,最终被反映到中共最高层。1960年2月至1960年10月,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察委、中南局等,都派人到信阳做了调查。
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精神。为此,分别从中央各部委、河南省委、信阳地委抽调干部,到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了信阳地委、各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对被夺权的人,或进行专案审查,或进行集训。
包括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内的39人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最后,路宪文被判刑3年;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和另外7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长韩仁炳等,分别判了几年刑。
文革结束后,这些被处理的人得知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很不服气,不断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
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完全在下面,省委、地委、县委都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是信阳饿死100多万人的总源头。但是,毛没有为此承担任何党纪政纪责任,更不要说承担法律责任了。
积极追随毛极左政策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对此负直接领导责任。但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而是被调离河南,转任中南局书记。
据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
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回忆:当年信阳粮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亿多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也就是说,信阳饿死105万人,完全是“人祸”。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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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