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绘画传达荷马的悲悯
《被俘的安德洛玛刻》（Captive Andromache，约1888年）由英国学院派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年）构思并创作，动人地展现了母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情感。在莱顿敏感的笔触下，这些充满爱的亲缘关系，为安德洛玛刻在特洛伊战争后经历的国破家亡，提供了修复的解药。这幅画也提醒我们，往往透过失去，我们才学会珍惜拥有。
学院派艺术的目标，是成功引导观者超越时空，领略一种真实即景。莱顿的创作达到了这一效果，画作描绘荷马《伊利亚特》（Iliad）中的一幕：刚失去丈夫赫克托耳（Hector）的安德洛玛刻哀悼丈夫，也思考着幼子的未来；四周是一群汲水的女子，她们手持希腊水壶（hydriai），正在公共喷泉边盛水。
莱顿对《伊利亚特》的逼真诠释
当《被俘的安德洛玛刻》于1888年在英国王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时，展览目录中包含了由白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翻译的《伊利亚特》中的诗句：“将来，有旁观者见你流泪，会如此说道：‘这就是她，赫克托耳之妻，在所有特洛伊人浴血而战时，最骁勇善战的那个赫克托耳。’”
《被俘的安德洛玛刻》描绘的场景不是史诗中的事件，而是《伊利亚特》第六卷中，赫克托耳描述的想像：他预见到自己死后，妻子将受希腊人奴役。因此，当你默想着赫克托耳死于战场，追随画中安德洛玛刻的目光，《伊利亚特》第22卷中寡妇哀歌的场景，便会浮现在观者脑海中。
在哀歌中，安德洛玛刻对儿子阿斯提亚纳克斯（Astyanax）将在没有父亲的状况下成长表达了悲伤，她思考着赫克托耳之死将使儿子在世上缺乏亲情的安全感。赫克托耳不仅是阿斯提亚纳克斯的父亲和安德洛玛刻的丈夫。在《伊利亚特》的架构中，赫克托耳还象征着一种父性的理想；他的角色体现了一种秩序与和平的愿景。
因此，《被俘的安德洛玛刻》不仅捕捉到一位寡妇对亡夫的哀悼，也传达了一个国度的悲伤，因为赫克托耳之死标志着特洛伊人的战败。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诗人荷马展现了对“敌人”的深厚同理心，将一些最感人的场景刻画留给了赫克托耳的家人。莱顿的画笔成功捕捉了诗人感同身受的情感。这幅画不仅动人地描绘了安德洛玛刻被俘禁，还对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冥思，无论是在这位新寡者的家庭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
讲述故事
画作描绘清晨时分，镇上居民聚在公共喷泉旁，往水壶里装水，她们宝石色系的长袍在晨光中相当耀眼。伴随溪流，听觉上唤起悦耳的潺潺水声，形成宛若白噪音的声音背景，反衬出画面中心的心理戏。
即便观者不了解故事情节，这幅画依然传达出很多信息，引导观者聚焦于安德洛玛刻的复杂心理；画中的她身裹黑色大袍，侧脸低垂。
周围的正常世界依然忙碌不休，但她已知悉令她顿感天崩地陷的悲剧，这将她与这种节奏隔绝开来，拉开了与周边环境的心理距离。
在为安德洛玛刻而作的素描草图中（用木炭和白粉笔绘制在棕色纸张上），我们得以窥见莱顿在定下这位寡妇颈部姿态时的构思过程。在右侧的缩略图中，莱顿让安德洛玛刻的脸孔朝向观者，整个脸部都在阴影中。他随后决定，最终构图不采用这个姿态，由此在较大的粉笔素描中重新调整，同时也探究光线与布料间的互动关系。
在身着橘黄色长袍的女子与安德洛玛刻之间，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在所有人物中，只有这两个人物的姿态与颈部侧面的俯角相同——二者都以阴影方式提炼出形体。
与面部的相似截然相反，比起身体蜷缩的安德洛玛刻，橘袍女子的身体姿态富于动感，仿佛莱顿在暗示，她代表着安德洛玛刻如果没有失去丈夫会是什么样子。女子长袍的鲜艳色彩，让人联想到火光的温暖或阳光透射的花瓣，与安德洛玛刻象征哀悼的黑曜石色长袍形成强烈对比。
与安德洛玛刻衣着最相似的人物，其实是画面左下角的织布老妇。这位妇人的脸部也以侧面呈现（尽管完全被阴影遮住），她是安德洛玛刻之外的两个黑衣人物之一。这似乎在暗示，老妇的现在，就是安德洛玛刻不久的将来：年老与孤独很快就会追上这位寡妇。
这位织布老妇让我们想起《伊利亚特》第6卷中赫克托耳的话，当时安德洛玛刻苦劝丈夫不要参加战斗（“可怜可怜我吧，请你留在护墙内，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孤儿，你的妻子沦为寡妇”）。赫克托耳是典型的英雄和男性化理想范本，他拒绝在同伴战斗时退缩，于是以悲伤的心情回应妻子，因为他内心知道特洛伊将陷落：“在阿耳戈斯，你得劳作在别人的织机前，汲水在墨赛斯（Messeis）或呼裴瑞亚（Hypereia）的清泉边，违心背意——必做的苦活压得你抬不起头来。”
家庭三人组
追随安德洛玛刻哀伤的目光，我们的视线会落在画面右下角的一家三口身上。母亲位于金字塔形构图的顶端（意在唤起观者联想“圣母子”题材所表达的母性理想），她是织布老妇和安德洛玛刻本人之外的另一个黑衣人物。莱顿再次暗示，如果赫克托耳没有死，安德洛玛刻本可以成为这位女子那样。
小宝宝安静地坐在母亲膝上，她则凝视着宝宝的面容，看着他抓住爸爸的鼻子。父子之间的眼神交流充满可爱的默契，“家庭三人组”的每个成员间都有着共同的亲情纽带。
莱顿于1878年成为王家艺术研究院（伦敦的首要艺术机构）院长，他的画作以体现新古典主义的道德化、寓言化和希腊化精神，以及“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美学主张而闻名。《被俘的安德洛玛刻》与荷马的史诗直接对话，是他较具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之一。
莱顿秉持学院派艺术的手法，带观众领略柏拉图式的超时空，同时也超越了纯粹的美感，描绘出安德洛玛刻困境的悲剧性。如此一来，如荷马一样，莱顿将特洛伊人“人性化”，传达出战争使得每位卷入者国破家亡；而追随安德洛玛刻的目光，我们也会思考人生中那些最重要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的修复潜力。
原文：Homer’s Pathos Rendered in Pain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Mari Otsu拥有艺术史与心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纽约王后区中央车站工作室（Grand Central Atelier）的核心课程中学习了古典素描和油画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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