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徐曼沅洛杉矶报导）在1970年代初，台湾社会正处于美中建交、国际情势诡谲的动荡中，年轻的陈威佐，毅然放弃在荣总医院的工作，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之路。对这位从小学业出众的菁英而言，美国曾是医学研究的殿堂，但现实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淬炼之旅。他凭借着“谨慎与创新”的思考，不仅在异乡的歧视中站稳脚跟，更以一项改变全球肾病治疗模式的创新理论，成就不凡的医界传奇。
浴火凤凰：文化冲突中磨练
初抵美国，语言、文化与制度的挑战给予陈威佐重重一击。他对学术的热忱，也逐渐转向更贴近病患的临床诊治。
1972年，通过美国医师资格考（ECFMG）后，陈威佐远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圣路加医院（St Luke’s hospital Cleveland Ohio）担任临床实习与住院医师。
“一开始，英语不流利，每天还被要求纠正口音，甚至有患者直接拒绝让我看诊，还因此被指责‘没完成纪录’。”陈威佐回忆道。
作为全院唯一的华裔住院医师，他亲身经历了当时美国普遍的种族歧视。搭公车时他只能与非裔在后排就座，临床上大都也只能接触到低收入户与非裔病人。然而，每一个病床都成为他的磨练与考验。这段艰辛的经历，让陈威佐在逆境中学会了冷静与专业，也为他日后在医界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钠离子浓度创新：改变洗肾治疗
1976年7月，陈威佐转赴世界知名的克里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 Main Campus）肾脏科应聘。
面试陈威佐的血液透析科主任是日裔教授中本昭。陈威佐的父亲陈诚志毕业于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典雅日语，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威佐与中本昭教授结下缘分，获得许多指导与机会。中本昭提醒他要从每一次失败中学习，这句话深植陈威佐心中，成为他创新的动力。
当时，技术尚未成熟的洗肾治疗让患者承受极大痛苦，且存活率极低，“病人大多撑不到两年”。陈威佐观察入微，将心思转向创新与研究。他跳脱框架思考，发明了一套自动调节钠浓度变化的洗肾系统（Sodium Variation System）。这项技术不仅改善了病人的生命品质，更彻底改变了全球肾病患者的治疗模式。
无偿捐专利：助人是最大报酬
这项创新理论与研究在1978年与1981年分别获得美国与世界专利。然而，陈威佐却因研究期间曾申请美国政府经费，而将这项专利“无偿”捐赠给美国政府，加速了技术的普及。
他云淡风轻地表示：“如果每次使用都收1美元，那我现在可能比比尔盖兹还有钱。不过能帮助这么多病人、让他们不再那么痛苦，这才是最大的报酬。”
在临床看诊、教学与研究的六年期间，陈威佐总计发表26篇论文。其中，关于“平衡钠浓度”理论的论文，更被引用高达31万5千余次。他在37岁时获颁“美国内科医师学会院士”（FACP），成为极少数这么年轻就获此殊荣者。
尽管后来因厌恶学术圈泛政治化，陈威佐转赴中加州医院看诊，并创办多家私人洗肾中心，成为首位在美国独立开业的私人洗肾中心的台湾医师。他在医界打下坚实基础，也为病人提供更舒适的治疗环境。
专业与社会的双重使命感
除了医学领域的卓越成就，陈威佐的领袖特质与处世智慧，源自于他青年时期在台湾的经历。
他曾参与由蒋经国所主持的救国团“岁寒三友会”，这段与优秀学员一同接受全方位领导力与处世训练的经历，让他学会如何观察人心、应对冲突，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做出判断。这成为他在美国医疗环境中，面对各种挑战时的重要底气。
陈威佐回忆自己在美国第一次看到电视转播“国会质询总统”时所受到的震撼。“那时我吓了一跳，心想：怎么可以在电视上批评总统？”因为在当时的台湾，如果批评领导人，第二天可能就没命了，那一刻陈威佐才真正感受到，政府的力量是来自人民，而不是威权。
身处异乡，陈威佐也始终心系台湾前途，在海外积极关注台湾的政治与民主进程。他支持台湾自我决策与民主发展，曾参与多次讨论与行动，并慷慨解囊捐款，为早期海外的台湾民主运动付出许多心力。
勉励青年：“兴趣”是习医基石
如今，陈威佐的研究成果惠及全球，成为后辈台美人的榜样。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认为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并感谢上天赋予的聪慧与家庭的鼓励。
他建议青年学子们，习医一定要有“兴趣”。“医学系不好考，实习很辛苦，面对患者的病痛有时也很无助。”但陈威佐强调，帮助病人减轻病痛时的成就感是难以言喻的快乐。
从初到美国的年轻医师，到全球知名的创新者与社会实践者，陈威佐证明了逆境可以成就创新与不凡的人生，也体现了他在专业领域外的责任与社会使命感。◇
责任编辑：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