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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思远：美中农产品贸易从粮仓到战场

2025年10月4日，密西西比州塔拉哈奇郡（Tallahatchie County），一辆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大豆。（Samira Bouaou／英文大纪元）

2025-11-1711:34 中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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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11月17日讯】2025年10月，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之际，北京传出将重新启动美国农产品采购的消息。中国在2025年9月从美国进口大豆降至零，为2018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此情况，但在美中峰会前夕重新下单。市场随即反应热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在消息公布后两日内上涨约7%-8%，10月单月涨幅则超过11%，为近年较强的一次单月涨势。

对美国而言，大豆出口关乎中西部农民生计与农业票仓政治。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中国市场吸收了美国大豆出口量的约一半，是美国总统选举中多个“红州”的重要经济命脉；对中共而言，粮食进口既是战略资源，也是谈判筹码。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地缘政治分裂，美中在农产品领域的互动不再只是贸易问题，而是更深层的战略角力。

从“大豆外交”到贸易战

中美农产品贸易可追溯至1970年代初。1972年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访华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谷物贸易（如小麦、玉米）迈出重要一步。对当时粮食和油料进口需求巨大的中国而言，这代表了其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初步的对接；对美国农场而言，则埋下了对中农产品出口持续扩大的伏笔。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农产品贸易迅速扩大。十余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美国长期处于其主要供应国位置。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约3170万吨，占美国该年大豆出口总量的约六成左右。这一时期被视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黄金期”。

转折发生在2018年。川普在第一任期对中共发动贸易战，对总值超过 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则以农产品报复，对美国大豆、牛肉、猪肉、小麦、玉米和高粱征收高达25%的关税。此举导致美国对中大豆出口在一年内暴跌逾七成，数百万吨大豆滞留港口或转售至其它市场。2018年，中国自美进口大豆不足 1000万吨，为十年来最低。

对于美国农民而言，这场贸易冲突带来了重大挑战。川普政府因中美贸易摩擦紧急推出总额约280亿美元的农业救助计划，以补偿农民因中共采购减少与报复性关税而遭受的损失。尽管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业选区的不满情绪，但也显示出大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上升，使农业议题正式纳入美国对中政策考量。

2020年1月，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承诺在两年内（2020年至2021年）以2017年为基准，新增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进口。其中，农产品被列为核心项目，象征双方尝试以“购买换缓和”的方式结束贸易战。

然而，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的追踪报告，截至协议期满时，中方仅完成整体采购目标的约58%（涵盖商品与服务）。若仅以农产品计算，完成度约在77%至83%之间。美国大豆出口在协议签署后一度反弹，但依据美国农业部与伊利诺大学农经研究（Farmdoc Daily）的分析，出口量与市场份额始终未恢复至2017年的水准。

这一轮反复上演的“采购-中断-再采购”循环，让农产品交易逐渐超越市场逻辑，进入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它不再只是贸易统计表上的一栏数字，而成为一种外交工具——既可作为妥协的象征，也可被用来施压，或释放暂时的善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一种“管理贸易”安排——政府以协定方式分配进口配额，取代市场决策。这使得农产品在中美关系中被政治化，成为两国角力的政策杠杆。多家美国智库认为，农产品采购在中美关系中被用作一种可量化的政治讯号——用以测试双边关系的温度。

到了2025年，美中再度围绕农产品展开谈判，这场粮食与政治的纠葛，显然仍未划上句号。

川习会前后：大豆政治再现

2025年春季，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温。中共宣布对多项美国农产品加征10至15个百分点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报关与检疫审查，实际提高美国出口商的市场门槛。对美国而言，这不仅是又一轮经济压力测试，也几乎宣告了 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框架的终结。

根据贸易资料监测机构（Trade Data Monitor）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统计，自2025年1月以来，美国对中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超过68亿美元，跌幅高达73%。在中西部与南部农业州，这一打击尤其沉重。美国出口商同时面临一系列非关税壁垒——从检疫标准、产地证明到报关程序——使其更难维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投入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使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丧失部分竞争力。

受冲击最明显的是大豆产业。作为美国出口额最高的农产品之一，大豆在2024年的出口值超过240亿美元，而中国长期是其最大买家。自2025年4月中共将美国大豆关税提高至34%后，进口量几乎降至零。根据CSIS的估算，截至10月，美国对中大豆出口损失已达57亿美元，跌幅与2018年贸易战时期相当。当年中方同样对美国大豆征收高额关税，导致美方出口暴跌。虽然双方在2018年12月达成临时和解，但协议生效已晚于收获季，损失几乎无法挽回——如今这一幕再度上演。

中共减少对美国大豆依赖的最大受益者是巴西。由于巴西大豆的播种与收获季与美国相反，中国买家传统上在上半年采购巴西大豆、下半年购买美国大豆。然而，随着美中关系再度紧张，中方提前锁定南美供应。自2025年初以来，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平均较历史水准高出约10%，并多次刷新纪录。阿根廷亦趁势填补缺口，其1月至8月大豆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20%。这场供应重组正在改写全球粮食贸易版图，也突显地缘政治对农业产业链的深层影响。

贸易战的冲击不只大豆。2025年3月，中共撤销数百家美国牛肉加工厂的出口许可，导致对中牛肉出口量暴跌九成，进口缺口迅速由澳洲填补。加州杏仁产业同样受挫——中共将杏仁关税提高至45%，迫使美国出口商转向印度与中东市场。不同于牛肉与大豆，杏仁业早在2018年就推动出口多元化策略，如今虽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但仍难完全抵消市场收缩带来的冲击。

这一系列变化，使川习会前后的谈判筹码更为复杂。对美国而言，农产品出口的波动不仅关乎中西部票仓的稳定，也影响白宫的对中政策评估与国内政治压力；对中共而言，进口结构的调整既是战略防御，也是粮食安全政策的延伸。粮食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而大豆——这粒看似普通的作物——再度回到外交谈判桌的中心。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这次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情况来看，双方在短期内仍难以完全脱离彼此，但在长期方向上都在积极寻求调整与分散风险。换言之，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正进入一个边合作、边脱钩的过渡阶段——双方都在为自身争取战略缓冲期。

农业即政治：美国票仓与外交的共振

农产品在中美政策格局中的角色，一直微妙而关键。对美国而言，农业早已不只是经济议题，而是社会稳定与政治选举的压力指标。在美国政治版图上，“农业带”（Farm Belt）横跨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伊利诺与印第安纳等州——它们既是美国的粮仓，也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这片地区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农业出口，其政治气候则与农民收入紧密相连。

当对中贸易顺畅时，粮价上涨、农民得以更新设备、偿还贷款，地方银行与零售业随之活络；而一旦出口受阻，信贷与消费便会同步收缩。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中西部农业州首当其冲。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显示，该区农业收入在当年明显下滑，农地价值触及多年低点，农贷延期与破产申请同步上升。

这些波动不仅反映经济起伏，更直接传导至政治层面。对许多地方选民而言，粮价的涨跌与白宫的决策几乎划上等号。

这种结构性依赖，使美国农业政策天然带有政治色彩。历届总统皆深知此点——从小布希时期上千亿美元规模的农业补贴，到川普时期超过280亿美元的贸易补偿计划，皆以经济援助稳定农业票仓。爱荷华与威斯康辛等中西部州的农村选票在历届大选中具有摇摆效应。

对共和党而言，“卖出一船大豆”有时意味着“赢下一个郡”；而对民主党而言，如何在关税、气候政策与农业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则是持续存在的政治难题。

因此，“农业即政治”几乎成为美国政策运作的潜规则。每当中美重启农产品磋商，背后不仅是贸易与粮价，更牵动中西部农村的选举情绪。美国关注出口统计，中共则观察农民对白宫政策的反应——这场粮食与政治的共振，从未真正停止。

中共的粮食焦虑与战略部署

对中共而言，农产品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项目，而是政权安全的一环。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与气候异常频发，“粮食安全”已被正式纳入中共的战略规划。自2023年起，官方文件多次强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句政治口号的背后，是中共对外部供应链依赖的深层不安。

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23年全年进口量接近一亿吨，主要用于榨油和饲用，榨油以后的豆粕用作饲料生产原料。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豆种植与产量增长乏力，而消费需求迅速扩大，进口依赖度长期维持在80%以上。这种结构性依赖使其在贸易摩擦中格外脆弱——每一次中共与美国的关税对峙，都直接牵动国内粮价与通膨。

为了降低对美依赖，中共近年来在农业领域推动三项并行策略。第一，地理多元化：大幅增加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与哈萨克等国的大豆与豆粕进口，并支持中资企业在南美建立榨油与仓储设施。

第二，国内替代化：中共自2018 年起推动大豆振兴计划，以东北主产区为重点，推广高油高蛋白新品种、恢复部分轮作地块，并支持“豆粕减量替代”配方研发。

第三，战略储备化：2025年起，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大豆纳入战略储备范围，并在年度预算中明确提高相关比重。

在官方论述中，这些措施被视为从“粮食安全”迈向“自主可控”的制度建设。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更像是一种灵活的平衡：既要维持对外进口的多样性，以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又要防止因突发冲突导致供应中断。中共在贸易谈判中多次以农产品作为杠杆——既能释放善意，也能施压——正体现出其对美农产品的结构性依存如何被转化为策略工具。

到了 2025 年，这种焦虑进一步放大。自春季起，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巴西与阿根廷虽暂时填补部分缺口，但其物流能力与气候变数令供应不稳。在此背景下，中共采取了双向策略：一方面加快全球布局，另一方面强化国内粮食安全宣传，以政治口号稳定民心。

对外，中共在与俄罗斯、巴西及部分非洲国家的粮食合作项目中推动以人民币计价或“去美元化”结算；对内，则通过政策文件与宣传反复强调粮食自给的战略意义。这种内外并行的策略，既是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反应，也反映出决策层对粮食问题的深层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