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沉重的话题——延安。那里被中共称为革命“圣地”“摇篮”，但是它为什么总让人联想到“贫困”和“落后”？
黄土高原的贫瘠是一部分原因，但更关键的，是那段历史带来的重担。中共在延安驻扎了13年，原本就穷困的延安人，日子过得更加艰难！物价飞涨几千倍，人口大幅减少，老百姓苦不堪言。
中共在延安曾经穷到一度揭不开锅，但是后来突然一夜暴富而且富得流油。原因何在？这是一段中共极力隐瞒、极力否认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一层层梳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延安的贫困根源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沟壑纵横，农业条件天生不足。种地全靠老天，丰收年都填不饱肚子，更别提遇上灾年了。可这还不是最糟的。
1935年，中共长征到达延安，带着军队和政府，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安营扎寨。本来就资源匮乏的地方，还要养活一大群人，日子越发艰难。
中共在延安期间，来自外部的主要收入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苏联给的秘密援助。苏联每月给中共3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500万至5,000万美元一年。第二个是国民政府提供的援助。是的，你没听错，在共产党名义上和国民党一起抗日的时候，中共从国民政府手中领取救助。1937年7月至1940年，国民政府给中共军队经费超过3,000万元。
来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本地的收入就是从老百姓手里征粮、赋税。中共给农业税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救国公粮”。
“救国公粮”压垮百姓
“救国公粮”。名字听着高大上，好像是为了抗日救国，但实际上，就是变着法儿向老百姓要粮食。
史料显示，1937年，中共从当地农民手中征了1.4万石粮食，到了1939年，猛增到5.2万石，两年翻了三倍！到1941年，更是暴涨到20多万石！
从1939年开始的猛增是因为那是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为内政做好准备，需要钱粮。
1937年的时候，八路军人数是4.5万人，但是到了1940年已经发展到40多万人。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彻底中断对中共的财政援助。中共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甚至快揭不开锅了，所以只能靠加倍压榨延安百姓来补窟窿。
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粮食有限。1940年闹饥荒，收成不好，公粮却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又减了两三成，公粮居然再翻一番！
老百姓的怨气有多大？有人买了张毛泽东的画像，把眼睛挖了，说：“毛主席不长眼睛！”还有一次，边区政府开会时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七人被雷劈，一个代理县长当场死了。老百姓私下议论：“为啥龙王不劈毛泽东？”
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也知道民怨沸腾了。他声称因此决定“减粮”。但真相呢？1941年10月，雷击事件后没几个月，中共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还加了项“公草税”——给马匹的草料税！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得清楚：“征粮有‘逼死人’的。”他的日记里记载，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他的日记里有一个更怵目惊心的记录：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收了50斗粗粮，交了46斗6升公粮，留下的口粮只有3斗4升，合25.5公斤，只够吃一个多月。一家四口，硬生生被逼到绝境！
强迫农民免费运盐
除了粮食，盐也是延安的“财源”。陕甘宁边区有七个大盐池，盐是硬通货，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能换回大笔钱。
中共占领延安的前四年，不知道这个“财源”，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
1941年底，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食盐外销。盐成了延安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90%。
可盐池在边区东北，出口口岸在西南，运盐要走700公里的崎岖山路。谁来干这苦活？当地农民！而且一分钱不给，中共称之为“官督民运”，其实就是强迫劳动。
谢觉哉看不下去了，多次上书反对，可毛泽东一口咬定这是“完全正当的”，还说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
结果，盐成了延安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占出口收入的90%。可老百姓呢？累死累活，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革命的鸦片”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中共担心苏联的援助断掉，财政更紧张了。怎么办？毛泽东想了个来钱更快的办法：种鸦片。还把它称为“革命的鸦片”。
这可不是小事。要知道，鸦片在清朝就害得无数人家破人亡。蒋介石为了抗战，推行禁烟禁毒运动，日本却反其道而行，在东北搞“鸦片专卖”，毒害中国人，腐蚀中国人的身体和灵魂，使整个民族丧失战斗力。
共产党这样干，岂不是和侵略者一样！
中共为什么种鸦片？因为鸦片价值特别高，以当时延安物价比较，小米一斗125元，鸦片一两1,400元，一两鸦片可以换回差不多12斗小米。延安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以此标准计算，只需1,000斤鸦片即可解决一万人一年的口粮问题。
中共当然也知道种植鸦片说出去不好听，就在自己的文件或者纪录中，把它称为“特货”“特货”“肥皂”。
“大生产运动”
1942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中共的政治局批准大规模种植和贩卖鸦片，目标是要在一年内生产至少120万两的鸦片。有的部队甚至专门有房间用来加工鸦片。
这就是共产党口中的“大生产运动”。唱了80多年的红歌《南泥湾》里面提到的飘香的花儿不是稻花，而是罂粟花。南泥湾其实也不叫南泥湾，而是烂泥洼。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死得“重于泰山”的张思德，据说就是在烧制鸦片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而死的。
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有一次亲口问毛泽东为什么种鸦片。毛没有吭声。毛身边的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替毛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这话说得直白得不能再直白！
中共暴富 延安百姓受苦
靠着鸦片，中共的财政危机解除了。1943年2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据苏联人估计，中共卖了4.4万公斤鸦片，价值相当于今天六亿美元！
到1944年，谢觉哉在日记里感叹，中共“很富了”，全靠“特货”。1942、1943年，鸦片贸易占边区收入的40%，1944年后，官方数字说是27%到40%，但实际可能更高。
中共干部的生活也变好了。有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一顿“普通”饭局：糕点、糖果、油煎花生、梨、枣子，还有几十碗菜，吃都吃不完！
从其它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但是，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能吃肉24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5斤。
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刮人民。1943年6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要求他们拿出自己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和压榨让延安的死亡率飙升。1944年，谢觉哉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出生183人，死亡224人；志丹县上半年出生率3%，死亡率14%，是出生率的五倍！
通货膨胀更是吓人。跟1937年比，1944年盐价涨了两千多倍，清油两千两百多倍，棉花六千七百多倍，火柴两万五千多倍！
《解放日报》还登过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两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延安的伤痕
毛泽东在1948年离开延安。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去过延安，只停留了22个小时。
为什么？因为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了！老百姓被压榨得太惨，怨气冲天。
延安的贫困，不只是自然条件差，更是因为中共的盘剥。粮食、盐、鸦片，样样都成了他们的“财源”，可老百姓却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
——《百年真相》制作组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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