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歇尔——塑造并拯救美国宪法的人
【大纪元2025年08月25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Jeff Minick撰文／柳嵊涛编译）“正如乔治‧华盛顿是美国政治的奠基者，约翰‧马歇尔是美国司法的奠基者。”这一论述出自乔尔‧理查德‧保罗（Joel Richard Paul）的著作《开创先河：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和他的时代》（Without Precedent: 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 and His Times）的第一段，并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法律学者的高度认同。
在其长达34年的任期中，马歇尔引领最高法院，进而引导宪法，无数次穿越政治争议和激烈对立的风暴。他所领导的法院裁定了多起深刻影响美国法律与历史的案件，但如今人们最常记起的，是“马布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一案。这起案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因为它确立了最高法院作为司法审查与宪法解释机构的地位，而这也成为最高法院至今最根本的职能。
若我们稍微深入了解一下马歇尔在法庭之外的人生与个性，便能发现他是一位品格高尚、至今仍值得我们敬仰的人。也正是这些品质，帮助彼时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许多惊涛骇浪。
战争与和平中的教育
与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其他一些弗吉尼亚人不同，约翰‧马歇尔（1755–1835年）出生于弗吉尼亚边境的一个家庭，且家境时常拮据。约翰为家中15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母亲与杰斐逊有亲戚关系，而父亲则因曾为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测量土地而与华盛顿成为朋友。
成年后，马歇尔本人也与华盛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后来这位将军及总统离世后为其撰写了一部五卷本的传记。他同样认识杰斐逊，1801年，他为杰斐逊主持了总统就职宣誓，但二人间的关系充满了相互敌意与轻视。
在青少年时期以前，马歇尔只接受过一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在那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未来的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除此之外，他主要依靠父亲虽小却极为齐全的藏书自学，由此培养了对英国文学、历史和诗歌的终生热爱。
当独立战争打响时，受华盛顿的激励，马歇尔放下了法律学习，并转身加入了新成立的大陆军。他最初在弗吉尼亚担任中尉，随后加入华盛顿的北方部队，并参加了布兰迪万（Brandywine）、日耳曼敦（Germantown）和蒙茅斯（Monmouth）等战役，其间经历了在严寒无比的冬天坚守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后来他被派回弗吉尼亚训练新兵。由于新兵并未积极加入，他几乎无事可做，于是在1780年春前往弗吉尼亚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的威廉与玛丽学院继续攻读法律。
这些经历——坚韧的边境成长环境、对知识的追求以及战争历练，让马歇尔得以接触到各类思想与人群，而这些都为他日后在最高法院的工作奠定了宝贵基础。
浪漫主义者
吸引马歇尔前往威廉斯堡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学习。马歇尔传记作者保罗在《同声同气》（peaking With One Voice）一文中写到：
“若不是因为玛丽‧安布勒（Mary Ambler）——弗吉尼亚财政官杰奎林‧安布勒（Jaquelin Ambler）的13岁女儿，我们今天可能不会拥有现行的宪法。这位被称为波莉（Polly）的少女，是约翰‧马歇尔爱慕的对象。1780年，24岁的马歇尔还是一名陆军上尉，为了追求她来到了威廉斯堡，因为她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任职。最终，在没有部队可带、也无事可做，只能等待波莉年纪足够成婚的情况下，马歇尔便报名参加了威廉与玛丽学院由乔治‧威思（George Wythe）开设的著名法律课程。”
保罗还提到，在课堂笔记中，马歇尔“一遍又一遍地写下波莉的名字”。
六周后，安布勒一家搬到里士满（Richmond）。马歇尔立刻放弃学业，追随波莉到了那里。尽管她的父亲一开始对马歇尔来自边境的背景有所保留，但马歇尔的热情个性、真诚笑容以及对波莉的深情，最终赢得了她的心。16岁时，波莉嫁给了这位时年27岁、热烈追求着她的男子。
他们相互深厚的爱意，可以通过一枚小挂坠的故事体现出来。根据不同的记载，这枚挂坠里要么各藏有他们的一根头发，要么是波莉剪下的一缕头发，以此作为她在最初拒绝求婚后的爱意保证。在他们近49年的婚姻中，波莉一直佩戴着这枚挂坠。直到1831年圣诞节去世前，她虚弱地尝试取下挂坠，但需要丈夫协助方能卸下。随后，马歇尔将挂坠戴在自己的脖子上直至四年后自己去世。
在马歇尔敏锐的司法头脑下，跳动着的是一颗至爱的心。
同一法院屋檐下
这份兼具智慧与热情、法律才能与温暖幽默的独特组合，往往令同僚法官们心生共鸣，自愿追随他的裁决与建议。
1801年，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时，约翰‧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与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间的敌对情绪已达到顶峰。马歇尔支持联邦党和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他深知极端主义和内讧可能毁掉新宪法及整个共和国，因此一直致力于在法官之间达成共识。
为使最高法院法官们团结一致应对猛烈的政治风暴，马歇尔设计了一项巧妙策略：在每年为期两个月的华府任期内，他安排法官们同住在一处寄宿屋内。
他们最初居住在国会山的康拉德与麦克曼（Conrad and McMunn）寄宿屋。傍晚时分，他们会聚集在客厅里，讨论法院的事务、政治话题，以及来自各自家乡的新闻。尽管在数年间他们换了多家寄宿屋，但这种共同生活的做法持续了三十年。
随着时间推移，联邦党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渐被持不同法律观点的人替代，但在马歇尔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法院内部仍保持了统一，并具有浓厚的联邦党色彩。在《美国遗产》（American Heritage）杂志文章《伟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中，法学教授弗雷德‧罗德尔（Fred Rodell）将法院的团结归功于马歇尔的居住安排，并指出：
“马歇尔将他的法院变成了一种紧密连结的绅士俱乐部，成员们在华盛顿的同一间寄宿屋里一起生活、用餐、喝酒，在法院开庭期间皆不带妻子。他们一起穿过泥泞或尘土飞扬的街道，往返于国会大厦地下那间小小的法庭；而他们最具决策性的工作，往往不是在正式的办公场所完成，而是在氛围融洽的餐桌旁，在法律讨论与政治评论、甚至纯粹的社交闲聊交织之中，然后又慢慢回到案件本身。在这种亲密且共享的生活环境里，比起在严肃拘谨的正式会议室，马歇尔那自然流畅的口才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共和党人来了又去，联邦党人也来了又去，但马歇尔始终是这一隐修院式集体的王者。”
罗德尔接着指出了马歇尔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常常易于让他人接受其观点。
“他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地位，并非靠摆出威严，也非靠炫耀自己首席大法官的身份，或以严厉冷峻的态度压人。与人们常常想像的那种严肃、冷峻、令人敬畏的马歇尔形象相反，他其实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平易近人、外向且随和的人物，他天生高挑瘦削，拥有一种粗犷不羁的魅力，甚至能将政治上的敌人变成私交上的朋友。”
约翰‧马歇尔对当下的启示
21世纪的前二十五年，美国最高法院正面临着政治化的趋势，而这正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所担心的情形。媒体评论员和公众常将某位大法官称为保守派或自由派。而负责任命这些法官的国会，通常并非根据候选人的法律职业纪录和专业知识作出选择，而是依据其政治立场及对堕胎等议题的观点。因此，与马歇尔时期的法院不同，如今的裁决很少能达成一致，且一些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法官的个人信念，而非依照具体案件事实或宪法。
在《开创先河》一书的结尾，保罗写道：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国家因对立的意识形态而深度分裂。他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我们当今的一样充满消极与残酷……尽管革命一代遵循着某些礼仪规则（这些规则后来则渐被遗忘），但人们并不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宽容，他们同样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善妒、贪婪和腐败。”
由于约翰‧马歇尔，最高法院通常得以应对这些风暴，成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之舟的压舱石。◇
原文：The Man Who Shaped and Saved the Constitution: John Marshall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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