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4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戴德蔓台湾台北报导）当资深导演万仁站在颁奖台上，将杨士琪纪念奖亲手交到纪录片导演萧菊贞手中，那一幕身影，仿佛让人重新看见一段台湾电影的重要历史。
对许多观众而言，万仁或许不是最常出现在镁光灯下的名字，但他所参与的，正是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关键时刻。从《儿子的大玩偶》中的〈苹果的滋味〉开始，到随后的《油麻菜籽》及著名的“超级三部曲”，他的作品长年关注台湾社会与历史，被视为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导演之一。
回顾台湾电影一路走来的变化，万仁从“世代”谈起。他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表示，“我们前一辈是李行、胡金铨、白景瑞那一代。”他说，到了他们这一代，虽然被外界冠以“新电影导演”之名，但在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运动”。
“那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先想要成立什么新电影运动，只是后来有人帮你把它称为新电影。”他笑说，那更像是一段被后来整理出来的“记忆”。
对于“新电影”这个名称，他其实一直有些保留。“什么新电影？那后面的电影要叫什么？”他说，在他看来，每一个世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创作形式与语言，“应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年轻人的新创作。”
时代的转变：从摄影棚到街头
谈到早期与现在最大的差异，万仁回忆，那是一种拍摄方法与创作观念的转变。早期电影多在摄影棚内完成，“像李行、白景瑞他们那一代，都是在摄影棚里搭景拍摄。”但到了新电影时期，创作者开始走上街头，追求更贴近现实的影像语言。
“那时候开始比较写实，有点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走到街道去拍。”他说，这样的转变，让电影开始记录当下的社会样貌，“我们那时候出去拍台北市，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记录那个时代。”他说，这样的改变，不只是拍摄场景的不同，而是整个观看世界的方式慢慢转变。
作者论时代：摄影机就是笔
万仁提到，他们那一代的创作，深受“作者论”影响。“摄影机就像是一枝笔，你怎么用它去写，是你自己的事情。”他说，那时候的电影，很强调导演的观点与个人风格。这样的背景，也和当时不少人出国学电影有关。“我们很多人是从国外念书回来，用的也是另外一套方法。”相较之下，他观察现在的年轻导演，风格更自由，也更强调自我表达。
“现在的导演，比较会去表现自己，这也是一种优点。”他说，只是当年那种彼此之间的连结，已经比较少见。“我们那时候会互相探班，我记得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去看别人拍戏。”他笑说，那是一种创作者之间的连结。
电影是一辈子的事
谈到自己为何能持续创作数十年，万仁回答：“其实全世界的电影人都一样，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就变成你一辈子的工作。”他回忆，自己原本在美国念政治，后来转往洛杉矶接触电影创作，从此走上这条路。“你进来之后，就离不开了。”
即使谈到“退休”，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就算退休，你还是会很注意电影，还是电影人，这个感觉不会改变。”
新的故事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
对于台湾电影的未来，万仁观察，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兼顾的张力。“有些电影在国际影展容易得奖，但在台湾市场不一定成功。”他说，能同时兼具艺术与商业的作品，始终是少数。
但他并不悲观。“台湾电影会一直变。”他说，每一段时间，都可能出现新的创作力量，“什么时候会出现新的电影，没有人知道。”
访谈最后，谈到对年轻电影人的期许，万仁没有给出太多鼓励式的语言。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电影人就是一旦做了，就一直是电影人。”走过台湾电影数十年的起伏，他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电影，而新的故事，也总会在某个时刻，再次出现。”◇
候会互相探班，我记得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去看别人拍戏。”他笑说，那是一种创作者之间的连结。
电影，是一辈子的事
谈到自己为何能持续创作数十年，万仁回答：“其实全世界的电影人都一样，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就变成你一辈子的工作。”他回忆，自己原本在美国念政治，后来转往洛杉矶接触电影创作，从此走上这条路。“你进来之后，就离不开了。”
即使谈到“退休”，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就算退休，你还是会很注意电影，还是电影人，这个感觉不会改变。”
对于台湾电影的未来，万仁观察，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兼顾的张力。“有些电影在国际影展容易得奖，但在台湾市场不一定成功。”他说，能同时兼具艺术与商业的作品，始终是少数。
但他并不悲观。“台湾电影会一直变。”他说，每一段时间，都可能出现新的创作力量，“什么时候会出现新的电影，没有人知道。”
访谈最后，谈到对年轻电影人的期许，万仁没有给出太多鼓励式的语言。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电影人就是一旦做了，就一直是电影人。”走过台湾电影数十年的起伏，他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电影，而新的故事，也总会在某个时刻，再次出现。”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