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年】通往独立战争的道路
当波士顿港的茶叶沉入水中后，各方反应蜂拥而至。
“这是最为壮丽的举动。爱国者们在这最后的努力中所展现的尊严、威严和崇高都令我无比钦佩……这次销毁茶叶的行动是如此大胆、勇敢、坚定、无畏而不可动摇，它必将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不得不将其视为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约翰・亚当斯说道。
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当价值1万英镑、重达9.2万磅的茶叶漂浮在波士顿港时，一群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样子的男子，从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约翰・孟塔古面前走过。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因根据法律，他们刚刚犯下了叛国行为。孟塔古目睹了这一针对英国权威的挑衅行为，摇了摇头并警告道：“孩子们，你们的印第安人扮演还愉快吧？但记住，你们迟早得付出代价！”
数小时后，保罗・里维尔代表通讯委员会启程前往纽约和费城，传递“倾茶事件”（后称波士顿茶党事件）的消息。他在旅途中每天平均行进63英里。几天后返回家中时，里维尔向委员会报告，费城和纽约市的自由之子组织承诺将来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他们敦促这里的人“保持勇气”，并发誓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与波士顿站在一起。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时，引起了一阵室内外的欢呼声和三声喝彩……至于我，则心满意足地回家喝茶，但随后就被告知发生了什么……据说参与者是来自纳拉甘西特的印第安人……他们身披毯子，头部被蒙住，肤色铜红，每人手持一把斧头或战斧，还有一对手枪。他们的方言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人能听懂。”——约翰・安德鲁斯（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目击者）
马萨诸塞湾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他在马萨诸塞湾委员会面前表示，要由总检察长乔纳森・苏沃尔找出肇事者并以叛国罪起诉。随后，他要求委员会向帮助逮捕并定罪肇事者的重要线索提供悬赏。然而，举棋不定的委员会则指示苏沃尔调查此事后将结果提交大陪审团。
调查过程中，肇事者身份由于缺乏证据始终无法确定。那些被怀疑参与倾茶事件的人都提供了1773年12月16日当晚的不在场证明，或是保持沉默，或声称对当晚的事件毫不知情。哈钦森和孟塔古确信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是主要策划者。然而，只有一人——弗朗西斯・艾克利被监禁，但很快又因缺乏证据而获释。
爱国者加大行动力度
“集合起来，莫霍克人！拿出你们的斧头，告诉乔治王，我们不交税！”——绿龙酒馆的爱国者
为展示面对《茶税法》以及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征税时的团结，抗议者在英属北美各地集结，包括费城、纽约市、查尔斯顿、安纳波利斯，以及马里兰、新泽西、卡罗来纳和新英格兰其它地区。这些地方的茶叶许多情况下都被销毁。
到1774年3月，波士顿港已到处弥漫着腐烂茶叶的臭气，这时一艘名为“财富号”的船运来了30箱茶叶。3月7日，60名装扮成印第安人的男子登上该船，将货物全部倾入海中，使港口的恶臭更加严重。
然而，并非所有爱国者都对波士顿的事件感到满意。一些人担心议会将利用马萨诸塞湾出现的激进行为，在他们与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南部殖民地的温和派之间制造分裂。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提出要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他和乔治・华盛顿都认为波士顿人行为过火，最终会损害美洲的自治事业，同时也会影响英国境内的同情者观感。他们预见马萨诸塞湾将很快受到影响，而这种结果将直接波及整个北美殖民地。
消息传到伦敦
“我们必须制服他们，否则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将他们视为外人。”——乔治三世
1774年1月19日，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乔治三世最初的反应是失望，他认为波士顿的民众再次被少数煽动者挑唆，采取了“如此不正当的行动。”然而，随着更详细的报告传来，显示殖民者对议会和王室的公然蔑视，伦敦民众、国王及大臣的情绪随之转为震惊和愤怒。这一事件不再被视为不满分子的小规模示威，而是被看作对王权的直接挑战，若忽视其影响，无疑会威胁到英国对所有殖民地的统治权。
“王权与议会的至高无上必须得到维护——否则将彻底丧失。父亲必须惩戒叛逆的孩子——否则将永远失去他。”——国王的大臣们
包括弗朗西斯・罗奇（“达特茅斯号”——波士顿事件中被登船并倾倒茶叶的其中一只船的船主）以及其他船长作为目击者抵达英国，在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威廉・莱格）前作证。他们告知达特茅斯伯爵未能确认参与倾茶事件的人员身份。
从温和派到革命派
本杰明・富兰克林被任命为美洲殖民地邮政总长的同时，还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代理人，这使他能居住于伦敦。他喜爱在这繁华都市中的名人地位。然而，对于富兰克林来说，他理想且舒适的生活状况即将发生变化。波士顿事件已使他在伦敦的同僚中处境紧张，他们将其视为忘恩负义的美国叛乱者代言人。
1774年1月29日，富兰克林被召唤出席枢密院会议，名义上是讨论马萨诸塞湾议会在前一年六月通过并由富兰克林提交给达特茅斯伯爵的请愿书，该请愿书要求罢免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和副总督安德鲁・奥利弗。富兰克林虽心怀希望，但鉴于当下局势，他预感到清算之时即将到来。在当天结束以前，他将从一位忠诚的英国臣民转变为激进的美国革命者。
枢密院与“战斗厅”
枢密院位于白厅宫内一间八角形房间中，被称为“战斗厅。”枢密院成员则由国王的各位大臣组成。当天听证会由擅于滥用司法权的副总检察长拉夫伯勒勋爵——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主持。
当韦德伯恩开始就有关罢免哈钦森和奥利弗进行辩护时，厅内挤满了充满敌意的官员和旁听者。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他并未讨论两人的罢免请愿，而是发起了一场尖刻的长篇谩骂，而这毫无疑问反映了许多英国人对他们美国“表亲”的愤怒和怨恨。他的连番攻击涉及美国人的傲慢、对王权的藐视、波士顿人的不守规矩乃至非法行为，最终更指向富兰克林的个人品格。他指责富兰克林犯有煽动罪、盗窃罪及不名誉行为，原因是他盗取并公开了马萨诸塞湾官员写给已故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的私人信件，而惠特利正是1765年《印花税法》的起草者。
托马斯・惠特利信件
当富兰克林静立不动地承受言语攻击时，他一定在思考导致这一切发生的过往事件。一位未知人士向富兰克林提供了来自马萨诸塞湾各官员的信件，其中就包括哈钦森和奥利弗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这些信中表达了殖民官员的观点，认为殖民地居民不应享有与母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进一步指出，殖民地居民只能接受“英格兰式自由的删减版。”
在阅读这些信件后，富兰克林认为哈钦森和奥利弗向议会成员歪曲了马萨诸塞湾的事件，从而在伦敦与殖民地之间造成了大量不满和误解。随后，他联系马萨诸塞湾议会议长托马斯・库欣，向他透露了这些信件的存在，并表明不要将信件出版或传播，而只与少数人分享。富兰克林希望这些信件能促使殖民地与伦敦间达成和解，同时让通讯委员会了解到问题的根源：哈钦森和奥利弗。
富兰克林的计划不幸落空。塞缪尔・亚当斯获得了信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信件内容最终在《波士顿公报》上刊登。不久之后，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马萨诸塞湾地区。哈钦森和奥利弗的稻草人被当街焚烧。随后，马萨诸塞湾议会起草了一份要求罢免两人的请愿书——这正是后来用来召见富兰克林到枢密院的同一份请愿书。
信件泄露源头在出版六个月后仍不明朗。威廉・惠特利（托马斯的兄弟）和约翰・坦普尔互相指责对方泄露信件，最终双方进行了一场决斗。当两人计划进行第二场决斗时，富兰克林为阻止更多流血事件而坦承了自己的角色。他的坦白于1773年圣诞节在《伦敦纪事报》上发表。
富兰克林这时可能已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议会厅内的情势上。一个小时过去了，韦德伯恩终于结束了对这位美国替罪羊的辱骂。在没有咨询富兰克林的情况下，韦德伯恩驳回了请愿书。富兰克林带着愤怒和羞辱离开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收到一封信，告知他已被解除美洲殖民地邮政总长的职务。他后来又听说，威廉・惠特利正在起诉他，要求收取爱国者们印刷并出售这些信件的任何利润。
内阁大臣们的商议对策
在对富兰克林进行言辞攻击之后，首相腓特烈・诺斯勋爵、总检察长爱德华・瑟洛、韦德伯恩勋爵、达特茅斯伯爵以及其他内阁大臣召开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他们批准了对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托马斯・库欣和约瑟・沃伦的逮捕令。然而，在缺乏确凿证据以及证人的情况下，对其定罪的可能性会很低。
由于公众要求采取严厉措施，而内阁又决心付诸实施，有人提出，如果无法起诉个人，就应惩罚整个马萨诸塞湾省，以此作为震慑煽动者和压制叛乱的榜样。此外，其他殖民地的英国臣民在目睹对马萨诸塞湾采取的惩罚性举措后，为避免相似处境或许会表现得更加顺从。
《强制法案》
“针对这一事件，内阁将采取何种措施——他们会报复吗？他们敢报复吗？他们会怎样惩罚我们？是派军队驻扎在这里吗？是废除我们的宪章吗？是征收更多税款吗？是限制我们的贸易吗？还是牺牲某些个人？还是如何呢？”——约翰・亚当斯
1774年2月19日，内阁开始起草《强制法案》，其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 《波士顿港法案》（1774年3月31日通过）——关闭波士顿港（自1774年6月1日起生效），禁止所有贸易，食品和燃料除外，直到茶叶的全部损失得到赔偿。
2. 《马萨诸塞政府法案》（1774年5月20日通过）——废除1691年殖民地宪章，用委任的议会取代原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任命英国将军托马斯・盖奇为马萨诸塞湾军事总督，未经盖奇批准，禁止召开市镇会议——每年的选举除外。
3. 《司法管理法案》（1774年5月20日通过）——保护被控死刑的英国官员，并允许将审判移至英国或其它殖民地进行。
4. 《驻军法案》（1774年6月2日通过）——扩展1765年的驻军法案，这次允许士兵在和平时期驻扎于民宅。
5.《 魁北克法案》（1774年6月22日通过）——扩大魁北克领土，使其包括俄亥俄地区的同时，限制美洲殖民地的扩张，同时承认罗马天主教会为俄亥俄河谷的官方宗教。此法案在1773年波士顿茶党事件前已被提议——严格来说不属于《强制法案》，但其通过时间使之被视为一部分。
议会就《强制法案》展开辩论
诺斯勋爵将《强制法案》提交议会，引起辉格党人（如艾萨克・巴雷、埃德蒙・伯克、罗斯・富勒、约翰・索布里奇、威廉・道兹韦尔、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等众多人士）的强烈不满，却令托利党人感到满意。激烈的辩论随之展开：
“波士顿这座城镇应该被狠狠打击并彻底摧毁。Delenda est Carthago!（迦太基必须被毁！）除非你摧毁那个蝗虫巢穴，否则你永远得不到他们对本国法律应有的服从。”——国会议员 查尔斯・范
回应上述发言时，巴雷表示：
“若不是因为那些话，我本不会起身发言……摆在诸位面前的这项法案，是你们采取的第一个报复性举措……我担心，这项法案引入了一个致命原则——屈从于征税；而且，通过这项法案，也让人怀疑港口是否会恢复到原来的全面开放状态。把你们的手从美国人口袋里拿开，他们那时就会成为顺从的臣民。”——国会议员 艾萨克・巴雷
“这项疯狂而残酷的举措应当被制止……这种惩戒性法案，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人心中的自由精神。”——国会议员 查塔姆伯爵
“普雷斯顿上尉和那些流了人民鲜血的士兵都受到了公正审判，并被宣告无罪。审判并宣告他们无罪的，是美国陪审团，是新英格兰的陪审团，是波士顿的陪审团。”——国会议员 艾萨克・巴雷（论波士顿惨案及其后的审判）
“你们通过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与自己的殖民地开战……因此，我劝你们立即停止……在当前的举措中，我只看到了不人道、不公正和邪恶；我担心，上天的惩戒之手将以同样的力度降临这个国家。”——国会议员 艾萨克・巴雷
后来，巴雷又说道：“美国人会把这些规章视为一个专制政府的敕令……我并不认为美国人会放弃他们的原则；因为一旦他们屈服，他们就成了奴隶。”
不可容忍法案
“骰子已被掷下。殖民地要么屈服，要么取得胜利。”——乔治三世
根据罗伯特・里奇（Robert Leckie）著作《乔治・华盛顿的战争》(George Washington’s War) 记载，1774年5月17日，托马斯・盖奇将军抵达波士顿担任新军事总督，并执行被殖民者称为“不可容忍法案”的《强制法案》。哈钦森得知，盖奇将在他缺席期间管理马萨诸塞湾的行政事务，而他本人可以启程前往伦敦，与大臣们会面，为自己陈述情况并维护声誉。他原以为盖奇的任命是暂时的，并且自己从英国归来后可以恢复总督职务。哈钦森于1774年6月1日启程，却未曾料到自己再也无法返回马萨诸塞湾，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园。
副总督奥利弗未能迎接盖奇将军。奥利弗于1774年3月3日因中风去世。他的去世对哈钦森打击很大，因为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密。
接下来的两年里，波士顿的居民目睹他们的城市逐渐演变成一个被占领的军事营地，多支步兵团和炮兵部队进驻。港口被关闭，集会被禁止，辩论不被允许，自由发言的权利受到限制。
其它殖民地的美国人对马萨诸塞湾的局势感到日益担忧。通讯委员会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风暴作准备。他们发声并示威支持马萨诸塞湾的民众，向波士顿居民提供援助，并撰写手册谴责“不可容忍法案”。然而，殖民地总督如纽约的威廉・特赖昂、弗吉尼亚的邓莫尔勋爵以及新泽西的威廉・富兰克林（本杰明之子）则准备压制这些公开支持马萨诸塞湾的人，并镇压任何被他们认定为叛乱分子的殖民者。
原文：250 Years Ago: The Road to the Revolutionary War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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