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圆明采访报导）杨春燕来自中国江苏，在苏北的农村生活了20年，打拼成为一名私营企业主。疫情期间她强烈反抗中共野蛮的封控政策，多次被抓进当地派出所，疫情后愤然出国，在海外持续发声痛斥中共，她呼吁认清中共，希望能叫醒国人，还中国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
出生时遇“计划生育”政策
“中共国的黑暗和无法治无人权，真是几天几夜都诉说不完。几辈子的苦难……”杨春燕出生时，中共正实行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家只准生一个孩子，这导致在她的家乡，女婴被溺毙被抛弃成为常事。
杨春燕因为是家里的头胎而幸免于难，按照当地的习俗，头生子是不能弄死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女孩被认为是嫁人的“赔钱货”。
母亲共怀孕四次，杨春燕的第一个弟弟比她小二岁，在娘胎七个月时被引产了，1980年小弟弟出生时交了五百元罚款。再后来，母亲又被强制堕胎和结扎，经历了这些折磨，母亲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常发作。
“那些年（中共）弄死多少个胎儿啊，真的就是成千万的胎儿！”杨春燕幼年时期的一大噩梦，就是看到河里经常漂着女婴的尸体，甚至她去医院看望被打胎结扎的母亲时，在医院厕所的大粪池里，也有胎儿的尸体。
“我出国前几年，那个地方还是老样子，有人为了生儿子生很多胎，认罚款好几万。我隔壁家也是怀了十几胎，她从十九岁开始怀孕，每年打胎……江浙沪在中国还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
走出农村的私营企业主
在杨春燕的童年记忆里，没有快乐，有的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在她七八岁时，山东、河南、安徽有专门的讨饭队，每年跋涉上千里跑到江苏来讨饭，因为江苏毕竟是鱼米之乡，水稻很发达，再怎么穷，也比那些地方好很多。
“那个时候很少吃肉。老百姓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家吃肉，别的人闻到味道就到我家去了，蹭个一两块肉吃。我们家买第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款式，因车轮直径为28英寸且车架中间有笔直钢梁得名）的时候，村里就没有几个车。”杨春燕回忆。
尽管她学习优异，喜欢看书，但父亲觉得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母亲把老师请出来劝说父亲，她才得以继续上学。加上父亲会做生意，走街串巷卖东西，一直供她读书到镇上高中毕业。
20岁时，她外出打拼，去无锡、苏州的酒店工作，又去开烧烤店、摆地摊，前前后后十几年，终于成为一名成功的食品行业的私营业主。
农村女孩早早辍学养家 中共称全脱贫是假的
据她介绍，大多数的农村女孩，早早辍学赚钱养家。她二零零几年在苏州某星级酒店上班，身边来自淮安的、徐州的女孩子，十几岁就不上学了，出来打工挣钱养家。
“落后地区都是以吃‘女孩’为生的，有的县级市（相比发达地区）经济代差最起码20年，特别穷，人只要稍微有点出息的都走掉了，女孩子去苏南卖淫，父母亲拿这个钱去给家里的儿子起房子，娶媳妇，很悲惨，那些女孩子真的长得花一样的年纪啊。”杨春燕认为，不是说女人为了求生做妓女有多丢人，丢人的是这个社会，这一套制度，把女人逼到了无路可走。
“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它不正常啊。我们当地有个村支书，睡了半个村的女人。就没有几个村支书没有私生子的。更不谈那些镇长、市长了，盐城市前市长徐其耀，有多少女人啊，母女一起玩。你没办法用常理去思考这个地方的人。”
2021年，中共宣布农村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杨春燕认为，脱贫只是部分脱贫，全部脱贫是假的。“你到大西南那边贫困的地方去看一下，农村那是非常穷的。很多娶不到老婆的，都是从云贵川那边买老婆回来，带个十几万块钱过去就可以买一个老婆回来。这个是普遍现象。
“女人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包括现在的彩礼啊，说中国女性地位高了，彩礼高不是因为女人地位高了，而是因为没有女人了。穷鬼是没有机会繁衍的，是这种彩礼的制度才让他们得以娶这么个女人回来当牛做马。”
她表示，2002年她去安徽某地做工程，那个地方的穷简直无法想像。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满地都是大便，小孩子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手上全是厚厚的污垢。
“但是当地的村干部都很有钱。我们过去做工程啊，要给他们送礼。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呢？院子里随便养鸡养猪啊，猪是没有一个猪圈的，鸡也是没有一个鸡圈的，就是这么混着，脏到这种地步。”
疫情封控 反抗暴政
疫情期间，中共当局以防疫之名，强迫店铺关门。杨春燕是做食品生意的，每天都要上传行程码和核酸证明，否则进不了家门，进不了店门、商场、菜市场，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你的生活都成问题，不要说赚钱了，基本上我们就无法生存了。”
她渐渐地寻找到一些揭露疫情真相的平台，也在网上发表言论反对疫情封控，结果是微博被封、QQ账户经常被冻结。
那时，所有的地方都有关卡，小区的门被锁起来了。学校天天都要求家长九点半之前上传核酸证明，每天八点就得带着孩子去做核酸。“大风大雨啊，一些家长就把那些孩子拖着去做核酸，（管理这些事情的）那些人都没有人性的，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人啊。”
她总是偷偷翻小区的围墙出去，一个人在大路上散步。那段时间她生意受影响，出行受限，她经常和小区保安吵架，甚至打架。她发现小区门口的保安，平时点头哈腰的，一口一个老板好，红袖章一戴，立马凶狠、厉害得不得了。因为反抗，她被抓进当地派出所训诫三次。
“当时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我每天走在街上，那个救护车的声音基本上就没停过，我一听到这些声音之后，情绪极度崩溃。我在高速都开到130码。”
2023年初当局封控措施一解除，她赶紧办理签证来到新西兰。
吁认清恶党 希望叫醒国人
杨春燕表示，她从小时候就认识到共产党这个组织的黑暗，从身边所见的村干部，到长大之后在外面接触的政府组织领导，都非常腐败。疫情期间，她更加深刻认清这个恶党。
民国时候，杨家是小康之家，她爷爷有自己的运输船，在长江上跑运输，日子过得很不错。甚至在日军侵华期间，家里都没有忍饥挨饿过。而毛泽东统治期间，实行集体主义，要求老百姓上交财产，去吃大食堂，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她的爷爷也在其中。父亲当时才11岁，经常饿到浮肿，还得干活。
她说，“中共全面窃权了之后，中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人权。我出去打工的时候还需要暂住证的，办一次暂住证都要几十块钱的。自从中共掌权之后中国人民的整体文明素质，比以前要下降了很多的阶层。
“就是因为中共的这种统治，导致人之间互相没有信任，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形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
“我此生最大愿望，就是能亲眼目睹中共下台，还中国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我会持续发声。
“哪怕能叫醒一个人，我都很开心。能让一个人醒过来，那都是好事。有更多的人醒过来，那这个政权才有破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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