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28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Stacy Robinson撰文／张紫珺编译）亚历山德拉‧利亚申科（Alexandra Lyaschenko）已经快有两年没有和她十几岁的女儿说过话了。
女儿有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和多动症（hyperactivity），同时因为在学校受到欺凌造成了创伤，一直饱受困扰。2024年6月，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
起初，利亚申科认为心理治疗师或许能够帮助解决女儿的这些问题。
然而利亚申科说，6月3日，就是在那位心理治疗师的陪同下，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来到她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山（Mt. Shasta）的家，将她的女儿从家里带走。
“她离开的时候是光着脚的，那天是我先生和那些人说话，因为我当时就出现了害怕的生理反应。”利亚申科向《大纪元时报》回忆道。
“我抱起儿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
随后，女儿被送往奇科市（Chico）的一家诊所，利亚申科说那是一家变性诊所。“从那以后，噩梦就开始了。”利亚申科说道。
由于担心女儿指控她虐待儿子，她所在的州会把她的儿子也带走，利亚申科逃离了加州，流离各地。
另外还有几位家长和利亚申科的处境相似，即使匿名，他们也不敢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
他们的案件仍在审理当中，他们担心会因为违反法庭禁言令而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立法之争
像利亚申科这样的案例正在美国各地的法律纠纷中浮现，导致各州政府与父母对立，父母与法院对立，甚至孩子的父母之间也互相对立。
4月2日，利亚申科在新罕布什尔州作证，该州立法机构正在审议一项法案，禁止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仅仅因为父母不支持所谓的性别转换，而将未成年人从父母监护下带走。
正在考虑此类法律的并不只有新罕布什尔州。之前有报导说，俄亥俄州库亚霍加县（Cuyahoga County）正在实施一项针对年仅5岁儿童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追踪项目。目前，俄亥俄州议会也正在审议一项类似的法案。
这个议题也可能提交至最高法院。
今年2月，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国际伦理关怀伙伴组织”（International Partners for Ethical Care，简称IPEC）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对华盛顿州的成文法律提出质疑，这些法律允许将离家出走的孩子与其父母分开，并开始对孩子进行性别矫正治疗。
华盛顿州的法律原本要求青少年庇护机构必须通知父母或监护人，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这么做。
2023年，该州对法律进行了修改，规定“令人信服的理由”定义为：包括当未成年人寻求或接受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时，并规定“受保护的医疗保健服务”是指在华盛顿州属于合法的性别肯定治疗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
总部同样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伦理关怀伙伴”（Partners for Ethical Care，简称PEC）联合创始人玛莎‧舒尔茨（Martha Shoultz）表示，如果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她有信心该组织将会胜诉。
她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如果孩子离家出走之后，有人把他们留住，甚至让他们服用可能造成严重长期后果的药物……你怎么能认为孩子们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呢？”
她补充说，与许多涉及性别认同的问题一样，这些离家出走的孩子受到的对待与其它情况下的离家出走的孩子不同。
舒尔茨对于这类政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说：“由于某种原因，一旦涉及到变性问题，儿童保护措施就形同虚设了……基本上，他们就是把这些迷茫的孩子扔进狼群。”
4月19日，“伦理关怀伙伴”（PEC）举办了一场活动，重点讲述了“去性别转换者”（detransitioner，也译为“脱跨者”，指曾经经历过社会、法律或医疗手段的性别过渡，即变性，但随后又停止过渡或恢复出生时生理性别身份的人）的故事。这些人曾经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但后来感到后悔。
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简称ADF）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莎拉‧帕肖尔‧佩里（Sarah Parshall Perry）表示，在她看来，华盛顿州的法律实际上允许儿童逃离自己的家乡州去别处寻求性别治疗。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有哪个州政府试图以‘让孩子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进行性别转换’为由，来阻挠合法的执法行动。”她向《大纪元时报》解释道。
“这不仅仅是违反了各州之间相互承认管辖权的宪法原则，也侵犯了宪法保障的父母权利，甚至还可能引发刑事指控。”
佩里表示，这是因为像华盛顿州这样的“庇护法”（sanctuary laws）与其它州的法律相冲突，其它州的法律要求在进行某些医疗程序时，必须通知儿童的父母。
父母vs父母
有过类似经历的父母以及支持他们的人士透露，在许多情况下，剥夺家长的儿童监护权的并非州政府——而是其中一方家长，通常发生在分居或离婚之后。
帕特‧卡塔拉诺（Pat Catalano）向《大纪元时报》描述成为“被针对的家长”的经历，就像“在树林里大喊‘救命啊’，但没有人会理会你”。
瑞安‧克拉克（Ryan Clarke）介绍，他的两个女儿都曾经历过性别认同的困惑。小女儿认定自己是男孩，大女儿则认为自己是“非二元性别者”（nonbinary）。
据克拉克称，他的前妻剥夺了他参与医疗决策的权利，小女儿在11岁时就被注射了青春期阻滞剂（puberty blocker）。他还说，两个女儿都曾经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住院治疗，但他在事后才得知这些事情。
代表他前妻的律师拒绝就案件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但表示：“各州可以赋予人们比我们宪法规定的基本保护范围更广泛的权利。”
即使孩子的性别焦虑症似乎有所缓解，但据这些家庭认为，家庭内部的冲突也会使父母和孩子难以和解。
珍妮特‧库珀（Jeanette Cooper）表示，在2019年的时候，她已经拥有女儿近乎完全的监护权好几年；孩子每周会和她的前夫一起过一个晚上。
库珀说，有一天当她去接孩子时，孩子的父亲拒绝归还监护权，这让她感到困惑不解。第二天早上，她收到女儿发来的电子邮件。女儿在邮件中表示自己是跨性别者，觉得和库珀在一起“不安全”，并表示她会和父亲一起生活，这样可以给母亲“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件事”。
库珀说，即使经过漫长而费用不菲的法律诉讼，她也始终未能重新获得女儿的监护权。她向《大纪元时报》透露，她的女儿现在已经成年，但似乎不再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
库珀说，即使在高中时的照片中，她的女儿也“穿着露脐上衣，看起来像个漂亮的少女”。
4月19日，身为非营利组织“家长伦理关怀组织”（Parents for Ethical Care，简称PEC）联合创始人的库珀向《大纪元时报》展示了一张照片，她说是女儿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身穿婚纱的照片，她怀疑女儿已经结婚，但并不确定。
决定权在谁手上？
俄亥俄州众议员伊斯梅尔‧穆罕默德（Ismail Mohamed）质疑该州提出的法案的有效性，认为可能弊大于利，因为法案限制了法院在保护儿童方面的裁量权。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什么最符合孩子的利益，而不是父母的政治理念。”他在3月25日的听证会上说道。
“他们相信什么，最终还是取决于孩子自己，而且有证据表明，不幸的是，有些孩子正在自杀，跨性别儿童正在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支持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相关医疗干预的人士经常说，这些手术对于缓解精神痛苦和预防自杀是必要的。
但是欧洲芬兰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接受所谓“性别肯定关爱”（affirming care）的青少年，事后往往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总部位于乔治亚州的“儿童与父母权利运动”（Child and Parental Rights Campaign，简称CPRC）主席兼首席法律顾问维纳黛特‧布罗伊尔斯（Vernadette Broyles）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在她看来，父母必须警惕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进行心理操控。
她表示，成年人“必须停止让精神受创、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掌控局面”，这是她所看到的这些纠纷中普遍存在的模式。
“需要肯定‘成年人的’权威。”她说，父母“为孩子提供任何必要的心理健康帮助，以便孩子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这种权利也需要得到肯定。
布罗伊尔斯表示，她曾经在十几起监护权纠纷案中帮助过许多家长，并且正在参与一项即将出台的立法工作。如果一些州对拒绝承认孩子所声明性别认同的父母进行调查并将孩子带离，该立法将取消对这些州的拨款。
原文：The Ongoing Legal Battles in Teen Transgender Cas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李宇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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