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景烨编译报导）美国独立革命从一座教堂开始。
1775年4月18日，波士顿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的尖塔内挂起两盏灯笼。这是对爱国者的警示：英国军队正在行动。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必须提起这座历史古迹。老北教堂作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每年迎接50万游客。
它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和博物馆，也是充满活力的基督教教会、波士顿历史最悠久的圣公会（Episcopal）教堂。
它的历史不会因为爱国者的成就而开始或结束，而是一部世代传奇，彰显着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面对板荡时的变通，最重要的是对于其创始人愿景的忠贞。
繁荣的殖民地 兴盛的信仰
老北教堂又名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建立于1723年。那时英国殖民者已经在马萨诸塞湾定居100多年了。在它之前建立的、波士顿第一所圣公会教堂，即国王礼拜堂（King’s Chapel）经常是人满为患。
在城市不断扩张、圣公会信徒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新的基督教堂应运而生。提摩西‧卡特勒牧师（Timothy Cutler）愿教堂成为“所有人的祷告之家”。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教会在“大觉醒”宗教复兴潮流、以及北美的繁荣发展中不断壮大。
英国牧师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英国卫理公会（Methodism）的共同创办者，曾于1736年多次到波士顿基督教堂演讲。
位于波士顿富裕的北端（North End）社区，基督教堂既吸引了富商和船长，也聚集了农民和水手。
在奴隶制仍然合法的时代，自由人和黑人奴隶在教堂里共同祈祷。少数族裔通常被安排在二楼展厅；而包括奴隶主在内的富人可以购买一楼的预留座位。
1740年，这所教堂加盖了一座白色尖塔，使其成为波士顿当时最高的建筑。10年之后，15岁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成为了教堂的敲钟人。
保王派和爱国者
17世纪后期，英国的殖民地日益繁荣，但那里的政治局势却是越发紧张。爱国者吵着要独立，保王派则要向王冠效忠。基督教堂里两者都有。
教堂司事，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是爱国者，通常坐在教堂东侧的长椅上。驻波士顿英军指挥官，托马斯·盖奇将军（Gen. Thomas Gage）则坐在西侧。
当英国军队准备进攻康科德镇（Concord）的民兵军火库时，政治冲突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牧师于1775年4月18日从教堂辞职。同一天晚上，纽曼及教堂的另一位领袖小约翰·普林（John Pulling Jr.），在教堂尖塔点亮著名的两盏灯笼，象征着教堂第一次参与到美国独立战争之中。
两个月后，盖奇将军来到这座尖塔上，观望邦克丘之战（Battle of Bunker Hill）的战况。他的下属及这所教堂的教友，约翰·皮特凯恩（John Pitcairn）少校在战斗中受重伤，随后死亡，并被埋葬在这所教堂的地下墓室。
据当地民间传说，在战争期间，基督教堂被英军用作战地医院。
教堂在灯笼被点亮的那一晚，就对信众关闭了，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都没有开门。
新国家与新教堂
1778年8月，一名前英国军队牧师转为效忠美国，并重新打开了基督教堂。室内原本为国王祈祷的声音，变成了为大陆议会而祈祷。
战争结束后，各殖民地为建立何种政府而争论不休；基督教堂的信众则因为不同的教义而屡有分歧。
当时已有大量逃离法国迫害的胡格诺派（Huguenots）信徒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甚至几乎“淹没”了原本的教会。不过，很多老教友也在战争之后回归，维持了这所教堂的圣公会传统。
1789年，波士顿基督教堂成为了美国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一部分，正式脱离英国国教，但也保留了后者的一些信念和习俗。
战后的波士顿也是变化巨大。北端地区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新移民，成为城市内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而富有的家庭则大量迁往灯塔山（Beacon Hill）。
1803年，据当时的牧师报告，基督教会处于“虚弱和低落状态”。
历久弥新
到了1805年，这所教堂因为一位新牧师的到来而出现转机。
在阿萨·伊顿（Asa Eaton）牧师的带领下，教堂不断扩展信众，吸引的人群不是富商，而是为美国工业发展而劳心费力的移民工人。
伊顿开办了一所周日学校，教导阅读、写作和算数，招收任何教派和族裔的孩子，包括非裔儿童。对于许多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这种周日学校是他们唯一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同时，教会还成立了“衣物捐赠协会”，为贫困学生提供合适的衣服。孩子们周日穿着整齐，周一归还衣物。
周日学校建立9年内，大约发放了3000本书籍，教育了1000多名儿童。
从1805年到1823年期间，伊顿记录有650人受洗，240对夫妇结婚。基督教堂在1823年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有大约500名教友。
“在这一时期，教会成员在神圣生活的德行和恩典方面，也相得益彰。”伊顿在百年庆典演讲中说。
又过了10年，教会筹足了资金，全面翻新了这栋历史悠久的建筑。
再陷困境
19世纪的美国，虽然不断扩张领土，但无法消弭关于奴隶制的、日益激烈的矛盾，最终在1861年爆发内战。波士顿的基督教堂，也曾在种族矛盾中长期挣扎。
1833年，这所教堂接待了来自巴尔的摩的黑人牧师威廉·莱文顿（William Levington）。他在自己的教会内教育黑人儿童，此行的目标是为教会筹款。
历史学家认为，莱文顿之所以能在波士顿基督教堂演讲，是因为伊顿牧师的大力支持，尽管后者当时已身处另一个教区了。
不过，关于这场演讲的报纸通告显示，少数族裔观众仍被要求待在二楼展厅。
1837年，麻州反对奴隶制协会（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向波士顿的一些教堂申请开会场地。但是圣公会传教团回应说，圣公会教堂只能用作宗教事务；反对奴隶制虽然是慈善事业，但也是政治活动。
在内战前的一段时期，基督教堂每况日下。1843年的教友数量减少到381人。教会内部派系分裂，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对簿公堂。
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作品《保罗·里维尔的骑行》于1860年发表，让全国回忆起老北教堂在独立战争中的角色。但是这并未挽回教堂的颓势。
到了20世纪初，这所教堂又面临与100年前类似的困境，教友人数减少，财务紧缩，楼房老旧。教堂的周日学校于1907年关闭。教会牧师因为无人听讲而辞职。有人认为，这所教堂应该关门，改为纯粹的历史纪念场所。
但是教堂还是挺了过来。1912年，一位圣公会主教主持翻修工程，筹集了超过2.5万美元。教会还开展旅宿业务，为士兵和水手提供住宿和娱乐。
历史古迹 游客不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主持基督教堂的主教推动该教会修改章程。此前，该教堂的所有权，归属于座位持有者，但这批教友只剩下不到40人，而且大多都已转投其它教堂。章程修改后，该教堂开始对公众游客开放，并且维持教友聚会的传统。
美国联邦政府于1961年将该教堂加入国家历史地标名录。1975年4月18日，值保罗·里维尔骑行200周年，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游览了老北教堂。
他说，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试验场，“一个半奴隶、半自由的国家能生存吗？一个由如此多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组成的社会能成功吗？这个新生的国家，最后会不会被向往自身福祉的物质主义吞噬？”
波士顿基督教堂2023年庆祝300周年，也在反思这些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作为自由的象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早的许多成员都远非自由。”牧师马修·考德威尔（Matthew Caldwell）说。
如今，这所教堂的周日集会常常是人满为患，其中大约一半的听众是游客。
“这座雄伟的教堂见证了300年的历史，见证了胜利与苦难，分裂与和解，奴隶制的罪恶，自由的光芒，也充分见证了奇妙的恩典。”考德威尔说。◇
原文刊载于英文大纪元时报《250 Years: Old North Church Is the Living Story of America》，作者为Lawrence Wilson。
责任编辑：冯文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