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劉景燁編譯報導）美國獨立革命從一座教堂開始。
1775年4月18日，波士頓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的尖塔內掛起兩盞燈籠。這是對愛國者的警示：英國軍隊正在行動。
慶祝美國建國250周年，必須提起這座歷史古蹟。老北教堂作為國家歷史地標（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每年迎接50萬遊客。
它不僅僅是旅遊景點和博物館，也是充滿活力的基督教教會、波士頓歷史最悠久的聖公會（Episcopal）教堂。
它的歷史不會因為愛國者的成就而開始或結束，而是一部世代傳奇，彰顯著人們在面對挑戰時的堅韌，面對板蕩時的變通，最重要的是對於其創始人願景的忠貞。
繁榮的殖民地 興盛的信仰
老北教堂又名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建立於1723年。那時英國殖民者已經在馬薩諸塞灣定居100多年了。在它之前建立的、波士頓第一所聖公會教堂，即國王禮拜堂（King’s Chapel）經常是人滿為患。
在城市不斷擴張、聖公會信徒不斷增加的背景下，新的基督教堂應運而生。提摩西‧卡特勒牧師（Timothy Cutler）願教堂成為「所有人的禱告之家」。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教會在「大覺醒」宗教復興潮流、以及北美的繁榮發展中不斷壯大。
英國牧師查爾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英國衛理公會（Methodism）的共同創辦者，曾於1736年多次到波士頓基督教堂演講。
位於波士頓富裕的北端（North End）社區，基督教堂既吸引了富商和船長，也聚集了農民和水手。
在奴隸制仍然合法的時代，自由人和黑人奴隸在教堂裡共同祈禱。少數族裔通常被安排在二樓展廳；而包括奴隸主在內的富人可以購買一樓的預留座位。
1740年，這所教堂加蓋了一座白色尖塔，使其成為波士頓當時最高的建築。10年之後，15歲的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成為了教堂的敲鐘人。
保王派和愛國者
17世紀後期，英國的殖民地日益繁榮，但那裡的政治局勢卻是越發緊張。愛國者吵著要獨立，保王派則要向王冠效忠。基督教堂裡兩者都有。
教堂司事，羅伯特·紐曼（Robert Newman）是愛國者，通常坐在教堂東側的長椅上。駐波士頓英軍指揮官，托馬斯·蓋奇將軍（Gen. Thomas Gage）則坐在西側。
當英國軍隊準備進攻康科德鎮（Concord）的民兵軍火庫時，政治衝突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馬瑟·拜爾斯（Mather Byles）牧師於1775年4月18日從教堂辭職。同一天晚上，紐曼及教堂的另一位領袖小約翰·普林（John Pulling Jr.），在教堂尖塔點亮著名的兩盞燈籠，象徵著教堂第一次參與到美國獨立戰爭之中。
兩個月後，蓋奇將軍來到這座尖塔上，觀望邦克丘之戰（Battle of Bunker Hill）的戰況。他的下屬及這所教堂的教友，約翰·皮特凱恩（John Pitcairn）少校在戰鬥中受重傷，隨後死亡，並被埋葬在這所教堂的地下墓室。
據當地民間傳說，在戰爭期間，基督教堂被英軍用作戰地醫院。
教堂在燈籠被點亮的那一晚，就對信眾關閉了，並且在接下來的3年內都沒有開門。
新國家與新教堂
1778年8月，一名前英國軍隊牧師轉為效忠美國，並重新打開了基督教堂。室內原本為國王祈禱的聲音，變成了為大陸議會而祈禱。
戰爭結束後，各殖民地為建立何種政府而爭論不休；基督教堂的信眾則因為不同的教義而屢有分歧。
當時已有大量逃離法國迫害的胡格諾派（Huguenots）信徒在新英格蘭地區定居，甚至幾乎「淹沒」了原本的教會。不過，很多老教友也在戰爭之後回歸，維持了這所教堂的聖公會傳統。
1789年，波士頓基督教堂成為了美國聖公會（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一部分，正式脫離英國國教，但也保留了後者的一些信念和習俗。
戰後的波士頓也是變化巨大。北端地區迎來了成千上萬的新移民，成為城市內最貧窮的地區之一；而富有的家庭則大量遷往燈塔山（Beacon Hill）。
1803年，據當時的牧師報告，基督教會處於「虛弱和低落狀態」。
歷久彌新
到了1805年，這所教堂因為一位新牧師的到來而出現轉機。
在阿薩·伊頓（Asa Eaton）牧師的帶領下，教堂不斷擴展信眾，吸引的人群不是富商，而是為美國工業發展而勞心費力的移民工人。
伊頓開辦了一所週日學校，教導閱讀、寫作和算數，招收任何教派和族裔的孩子，包括非裔兒童。對於許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來說，這種週日學校是他們唯一能接受教育的地方。
同時，教會還成立了「衣物捐贈協會」，為貧困學生提供合適的衣服。孩子們週日穿著整齊，週一歸還衣物。
週日學校建立9年內，大約發放了3000本書籍，教育了1000多名兒童。
從1805年到1823年期間，伊頓記錄有650人受洗，240對夫婦結婚。基督教堂在1823年慶祝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有大約500名教友。
「在這一時期，教會成員在神聖生活的德行和恩典方面，也相得益彰。」伊頓在百年慶典演講中說。
又過了10年，教會籌足了資金，全面翻新了這棟歷史悠久的建築。
再陷困境
19世紀的美國，雖然不斷擴張領土，但無法消弭關於奴隸制的、日益激烈的矛盾，最終在1861年爆發內戰。波士頓的基督教堂，也曾在種族矛盾中長期掙扎。
1833年，這所教堂接待了來自巴爾的摩的黑人牧師威廉·萊文頓（William Levington）。他在自己的教會內教育黑人兒童，此行的目標是為教會籌款。
歷史學家認為，萊文頓之所以能在波士頓基督教堂演講，是因為伊頓牧師的大力支持，儘管後者當時已身處另一個教區了。
不過，關於這場演講的報紙通告顯示，少數族裔觀眾仍被要求待在二樓展廳。
1837年，麻州反對奴隸制協會（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向波士頓的一些教堂申請開會場地。但是聖公會傳教團回應說，聖公會教堂只能用作宗教事務；反對奴隸制雖然是慈善事業，但也是政治活動。
在內戰前的一段時期，基督教堂每況日下。1843年的教友數量減少到381人。教會內部派系分裂，甚至在19世紀50年代對簿公堂。
詩人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作品《保羅·里維爾的騎行》於1860年發表，讓全國回憶起老北教堂在獨立戰爭中的角色。但是這並未挽回教堂的頹勢。
到了20世紀初，這所教堂又面臨與100年前類似的困境，教友人數減少，財務緊縮，樓房老舊。教堂的週日學校於1907年關閉。教會牧師因為無人聽講而辭職。有人認為，這所教堂應該關門，改為純粹的歷史紀念場所。
但是教堂還是挺了過來。1912年，一位聖公會主教主持翻修工程，籌集了超過2.5萬美元。教會還開展旅宿業務，為士兵和水手提供住宿和娛樂。
歷史古蹟 遊客不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46年，主持基督教堂的主教推動該教會修改章程。此前，該教堂的所有權，歸屬於座位持有者，但這批教友只剩下不到40人，而且大多都已轉投其它教堂。章程修改後，該教堂開始對公眾遊客開放，並且維持教友聚會的傳統。
美國聯邦政府於1961年將該教堂加入國家歷史地標名錄。1975年4月18日，值保羅·里維爾騎行200周年，時任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遊覽了老北教堂。
他說，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試驗場，「一個半奴隸、半自由的國家能生存嗎？一個由如此多的民族、種族和宗教組成的社會能成功嗎？這個新生的國家，最後會不會被嚮往自身福祉的物質主義吞噬？」
波士頓基督教堂2023年慶祝300周年，也在反思這些問題。「我們一直在思考，作為自由的象徵意味著什麼，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早的許多成員都遠非自由。」牧師馬修·考德威爾（Matthew Caldwell）說。
如今，這所教堂的週日集會常常是人滿為患，其中大約一半的聽眾是遊客。
「這座雄偉的教堂見證了300年的歷史，見證了勝利與苦難，分裂與和解，奴隸制的罪惡，自由的光芒，也充分見證了奇妙的恩典。」考德威爾說。◇
原文刊載於英文大紀元時報《250 Years: Old North Church Is the Living Story of America》，作者為Lawrence Wilson。
責任編輯：馮文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