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故事概要：钟铧打开存储卡里的电子信，发现夏大俊坦言，自己曾暗中修改鉴定报告，保住了钟铧的性命。信中，夏大俊揭开了埋藏心底一两年的伤痛：他十二岁的独子因某种原因杀害了同班同学，被判刑十五年。隔着看守所接见室的玻璃，望着身穿马甲、眼神警惕的孩子，他猛然发现，报应已经降临：儿子成了囚徒，自己成了囚徒家属。回家后，置身孩子空荡荡的书房，夏大俊历时数天写下一封退党信，将积压心中多年的苦痛与愤懑一股脑儿倾吐出来。】
退党信？夏指导的退党信？一个手上沾过法轮功学员鲜血的中共狱警，竟向我这个曾经的阶下囚，递来了一份退党信？
那一行标题，像一块巨石骤然投进心湖，激起层层波澜。我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心里翻涌着说不出的惊诧，也涌动着说不出的欢喜。
我想，这一定与他近一两年来那些不同寻常的遭遇有关。可究竟是怎样的变故，竟能让这样一个中共狱警幡然醒悟？
想到这里，多年来养成的戒备习惯又一次冒了出来。我走到门口，握住门把手，把本已关严的家门重新确认了一遍，随后从里面反锁起来；接着又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屋里顿时暗了下来，只有电脑屏幕泛着幽幽的光。我匆匆坐回桌前，身子不由得向前凑了凑，迫不及待地沿着那一行行文字读了下去。
这不只是一封退党信，更记录了一个普通狱警在善恶之间挣扎、在痛苦之中醒来的真实经历。读着读着，我的心也随着他的际遇起伏，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泪湿眼角。
在这封信的全文里，时光仿佛倒流，那段隐秘而震撼的蜕变历程，一幕幕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一名中共狱警的退党信
钟铧：
再次恭喜你走出监狱，回到家人身边，重新过上自由的日子。
七年里，你坚持法轮功信仰，始终不肯妥协，连一句违心的话也不肯说。你这样硬撑着，本来很可能招来活摘器官之祸。可是最后，你既没有在出狱前被送上监狱管理局医院的手术台，走出监狱后，也没有被塞进地方“610”派来的警车。
这些并非偶然。
早在你出狱前三个月，我就利用职务之便在你的鉴定报告上动了手脚。那份报告把你写成了另一个样子，不是你真实的样子。那当然也不是你愿意看到的样子。不过，这个责任在我，不在你。无论如何，总算策略过关，让你活着回到了家人身边。
你是不是大吃一惊。这和从前的我，完全判若两人啊。
我知道，这一两年来，监狱里的人，从狱警到犯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他们说，夏指导近来总是失魂落魄的，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纸终究包不住火。他们猜得没有错，我家里确实出了事。
而就是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这个人。
事情发生在前年九月。
九月二十九日，离“十一”放假只剩两天，我唯一的儿子小杰，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
那一年，他才十二岁。
他被关进市看守所，罪名是故意杀人。死者，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
按照司法程序，判决书没有下来以前，家属一般不能与在押人员见面。直到上周四，我们才收到判决书的副本，孩子判了十五年。不久，就要从市看守所转到省里的少管所。于是第二天，我和妻子便匆匆赶去看守所。
隔着接见室的玻璃，我们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里面：光头，马甲，蜡黄干瘦的脸——这就是我们的小杰吗？
从孩子被抓，到隔着玻璃看见他、同他说上一句话，整整过了十五个月。
开庭那天，我们也曾见到过他。可是他离我们太远，我们坐在旁听席上，不能走近，也不能同他说一句话。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被人带进来，又被人带出去。
十五个月啊。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样熬过来的？
值班民警是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把孩子带来的。他穿着一身黑色制服，看上去像一只悠闲的黑鹭。
隔着接见室的玻璃，看见小杰一副囚徒模样，光着头，套着马甲，蜡黄干瘦的脸，老鼠般警惕的眼。
尤其是这双老鼠般警惕的眼，让我心如刀绞。
从前，在咱们监狱的接见室里，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太多了。隔着玻璃坐着的囚徒，眼睛总像老鼠一般警惕；前来探望的家属，神色总像惊弓之鸟一般仓皇；而我穿着制服站在一旁，慢慢地走来走去，正像那只悠闲的黑鹭。
可是现在，一切都颠倒了，颠倒得这样彻底。
玻璃里面，我的孩子，成了眼神警惕的囚徒；玻璃外面，我，成了仓皇无措的囚徒家属。至于那只黑鹭，已经换成了别人。
报应，报应啊！法轮功学员说的报应，如今就落在我的身上了！
接见的前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一遍又一遍，攒了一肚子的话。妻子也知道我的心思，坐下后，示意我先说。
可是，当我拿起电话，朝玻璃后面望去，看见孩子那光光的小脑袋、那肮脏起毛的黄马甲，还有他不时瞟向值班民警的眼神，我的喉咙一下子堵住了。那一肚子的话，到了嘴边，只剩下几句：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在里面要好好的；我和妈妈……会经常来看你的。”
小杰强忍着眼泪，点了点头。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怕眼泪掉下来，连忙把电话递给妻子，独自走到接见室门口。
妻子和孩子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又说一阵。隔着那层玻璃，两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也有流不完的泪。
眼看一个小时的接见时间就要到了，我不免焦急起来。正在这时，一个穿便服、像是领导模样的民警走到门口，主动同我攀谈起来。
原来，他是看守所的副所长。
他说话的时候，眼里仿佛藏着几句话：你孩子的事，我全都知道；你是监狱领导，我也全都知道；你想让妻子和孩子多说一会儿，我成全你。我站在这里陪你说话，值班民警自然不会催他们。
这些话，他没有说出口，我却全明白了。我赶紧掏出一根香烟递过去。
“这要搁在以前，让孩子到办公室陪你们吃顿饭，也不是什么难事。”副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现在上头管得太严了。多大个事呢？不是我说，现在这搞法，就是‘一人得病，全国吃药’。我们这些小警察，也难啊。”
“您说得太精辟了。”我弹了弹烟灰，感激地应道。
党中央反腐扩大化，早已人尽皆知。副所长用“一人得病，全国吃药”来形容，话说得含蓄，却又高明。
“单说我们这一个小地方，一年关进来的未成年人，少说也有五十个啊。”副所长轻轻跺了跺脚，举起五个指头晃了晃，望着我的眼睛，神情像是在同一个老朋友谈心，“不是我说，未来堪忧啊！”
“是啊，未来堪忧啊！”
话题又绕回了孩子身上。我微微仰起头，生怕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下来。
副所长看出了我的难过和尴尬，便安慰说：
“好在你孩子是未成年。故意杀人，判的是十五年。在里面，表现好一点，十二年左右也就出来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此时，我看到妻子和孩子也谈得差不多了，就走到妻子身边，把副所长刚才说的那番话转告给他们。
“听见了吗？”妻子对小杰说，“争取二十四岁那年回来。二十四岁还年轻，还可以考大学。你在里面安心劳动，多学点东西。缺什么就跟干部说，我们每个月都去少管所看你。”
妻子的这番话，仿佛在暗处点亮了一盏小灯。小杰的黯淡的眼睛里添了许多光彩。他含着泪，一个劲儿地点头。
接见已经超过规定时间半个多小时，该说的话，总算都说了。小杰依依不舍地放下电话，慢慢站起身来。他似乎觉得，临走之前应该向父母行个什么礼，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便朝我们的方向做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动作，点头不像点头，鞠躬不像是鞠躬。随后，他转过头，看着值班民警，正像在咱们监狱里，你们囚徒接见完了，转头看着我一样。
“走吧。”民警说。
小杰走在前面，民警跟在后面，一同朝监室区走去。我们的目光也跟着他们，一点点向前移。几分钟后，两个人都消失在走廊尽头，只剩下拐角处一片冷冷的白墙。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和妻子谁也没有说话。
车开过几站，小杰同班同学詹慧的妈妈上了车。她看见我们，朝我们点了点头。我们也勉强笑了笑，算是回礼，随后便赶紧提前下了车。我们怕她随口问起小杰，更怕自己不知该怎样回答。
下车后，我们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经过菜市场时，又远远看见了轩轩妈妈。轩轩是小杰幼儿园时的同学，后来因为搬家，去了另一个区上小学。因此，小杰出事的消息，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她见到我们，便停下来寒暄。说着说着，她谈起轩轩，说孩子考进了一所重点初中。话题眼看就要转到小杰身上。我和妻子对望一眼，匆匆找了个借口，转身走开了。
这一路，天是灰濛濛的，街道也是灰濛濛的。四周的人照样说着，笑着，来来往往；只有我们像躲着什么似的，低着头，一路往家赶。
刚进家门，妻子便扑到床上哭了起来。
我独自走进小杰从前写作业的书房。书桌和桌上的书本还在，椅子也还在，一切似乎都和从前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的孩子不见了。
书房外的小阳台上，玻璃瓶口立着一颗土豆。土豆已经悄悄抽出几根青翠的枝条。以前，小杰每天放学回家，坐下写作业之前，总是一边翻着课本，一边朝土豆上的那片绿影儿看上几眼。
孩子刚被带走的那段日子，我们无心照料阳台。瓶里的水渐渐浑浊，土豆的叶子也一片片黄了下去。后来，等心里的疼痛稍稍平复，我才重新收拾了阳台，换了瓶子里的水，也换了瓶口的土豆。从那以后，阳台上的那一片绿影儿，便像孩子还在家时一样，终年常在。
这封信，就是在那片绿影儿旁边写成的。断断续续，前后写了四五天。
在动笔以前，我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翻来覆去地咀嚼过无数遍。有些往事，越嚼越苦；有些道理，越想越明白。
我有太多话压在心里，不说出来，便堵得慌。我发现，把我唯一的、最心爱的孩子一步步推向深渊的，绝不只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命案。命案的背后，还有一只更大、更黑的手……
孩子毕竟才十二三岁啊。
如今，不怕你笑话，我是把这封长信当作一场痛哭，要把积压多年的苦闷和愤懑，一股脑儿倾吐出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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