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讯】“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这是1921年春天少年巴金写下的一句话，那时他刚刚皈依了无政府主义信仰。用不了多久，他就尝到了受政府干涉的滋味，当年7月15日，因为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他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被查封。他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政府的“好处”。他后来之所以呼吁“讲真话”，无非是因为他还生活在一个欲讲真话而不得的时代。
今天是巴金100岁的生日，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知觉，我只知道10年来他一次次地向家人、医生、记者提出安乐死的愿望，甚至向女儿发过脾气，说不尊重他，不把他当人看。其实，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自己，他的生死也不是他的家人、医生所能决定的。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烈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最终却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的道具、木偶，欲讲真话而不得，欲求死而不能，这是多大的悲哀啊。
1959年5月，巴金在《我的幼年》注解中深情地说：“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它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自然，这种生活里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他和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发出了“灵魂的呼号”，也正是这种呼号打动了千万青年读者。他向往自由，向往一个全新的社会。但他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打天下、坐天下”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有一种“懮郁、悲哀的调子”，并不总是那么光明。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始终在他的生命深处萦回不去，哪怕1949年以后他也选择了在“单位”外，不拿工资而靠稿酬生活。虽然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了作品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但直到晚年他还写过多篇怀念一起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早年朋友。他致力于用笔构建一个精神世界，不料还是逃脱不了被世俗世界利用的命运。世俗权力需要的只是他的名声、影响，作为统战工具。世俗文坛需要的只是他的名字，作为装饰和门面。我们看到的巴金就是这样一个被彻底掏空了精神的巴金，这是有着热烈精神追求的巴金的悲哀。
巴金年轻时希望自己能活到40多岁，想不到一直活到了100岁，而且躺在病床上当“政协副主席”。在“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之后，长寿的巴金面临的这一切就不值得吃惊了，这一结局正好与他的信仰背道而弛。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不仅是巴金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悲哀，更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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