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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经社委员会的提议每年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其目的是促进和捍卫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10年来，作为一个流亡海外的新闻工作者，我一直倾心关注于中国大陆如何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尽管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央电视台采用了包括滚动式报道在内的现代新闻手段，使得中国新闻媒体在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抵抗萨斯疫情方面，人们也注意到中共政治局4月17日会议以后，新闻媒体从过去全面隐瞒，突然发展到”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加之胡锦涛、温家宝新上任的领导人急于打开所谓的”新政”局面，客观上似乎也少不了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非常举措……
于是乎，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的新闻自由似乎已经到来了，而由新闻自由所带动的政治改革，也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和逻辑很快就遭到了严酷现实的无情挑战：”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和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新闻组织发表的报告证实，中国仍然一如既往压制新闻自由，中国也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如果国际组织的报告过于宏观，政治性太强，那我们不妨以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中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表现。就以眼前的萨斯疫情报道为例，如果讲过去竭力掩盖真相是体现了党的喉舌的工具性本质，现在一哄而起大造声势的做派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机制，虽然中南海已经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严密控制新闻媒体的政策纪律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前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鲍彤发表评论指出，封锁消息是中共长久以来的应急机制。这个机制的大致运作方式是，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发生，就先封锁消息，假如消息实在封锁不了，就制造假消息。鲍彤说，在致命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中共用于封锁非典消息的力量，要比对付非典疫情的力量大得多。
如果萨斯疫情发生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环境里，媒体在接到蒋彦永医生揭露事实真相的投书之后，不但会以显着的方式公布出来，而且会进一步挖掘黑幕、深入追踪报道；虽然我们认为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应该下台谢罪，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也要誓死捍卫他们为自己权益进行辩护的说话权利–新闻媒体也应该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也许他们还有更多的经验教训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一切正常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我们偏偏却一点也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是努力想要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两位新华社编辑遭到革职处分，揭露真相的蒋彦永医生遭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在网上传播和讨论萨斯疫情的人士被冠以”造谣”的罪名逮捕，有的网站（北大三角地等）一度遭到查封……在抗萨斯疫情的非常时期，中南海还继续以传统的法则驾驭着中国新闻媒体，毫无自由可言的中国记者在”世界新闻自由日”除了无奈的等待，就是一片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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