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非典纵横政改无望

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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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一段时以来,占据世界各国媒体,尤其亚洲媒体频率最高的名词,莫过于SARS。打开报纸或电视,除了“萨斯”,还是“萨斯”。作为“萨斯”(非典型肺炎)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注目的焦点。

从广交会惨淡看经济灾难

4月15至30日,第93届“广州国际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与上届相比,成交额暴跌了70%,客商剧减了90%,惨淡景象,为历届广交会所罕见。甚至远远低于“九一一”事件后的第90届广交会,仅相当于当时的一个“零头”。

广交会惨淡,恰恰是非典带给中国经济灾难的一个缩影。今年第一季度,当局宣布经济增长率为9.9%,并预言“新一轮高速增长已经来临。”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瘟疫,却给中国经济以迎头痛击。外国游客已经止步。境内跨省旅游被禁止,“五一”长假被取消,由此延伸的“旅游黄金周”不复存在,预计全年旅游业萎缩40%以上。

5月,国际足联宣布:取消原定今年于中国举行的女子世界杯足球赛。这一体育盛事的取消,将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亿美元。这仅仅是在中国被取消的一系列国际盛会之一。原定4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被迫推迟到今年秋季。

实际上,非典,已经严重打击了占中国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服务业,并极大地影响了占经济总量一半的制造业。知情者断言:中国经济几乎陷入停顿。

疫情深重的香港,更是受到致命打击。旅游、航空、酒店业的大幅滑坡,连带拖累零售业、运输业、房地产业、和娱乐业。仅房地产,因价格节节下挫,全港平均每天就有70个业主,沦为“负资产者”。今年,香港的财政赤字可能高达800至1000亿港元,创下历史记录。有人惊呼:香港已经瘫痪!

非典危害全球,谁是真凶?

源于中国的非典,不仅迅速在国内各地蔓延,也远祸国际。对世界经济的危害,远远超过“九一一”事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媒体,对中国当局的刻意欺瞒和玩忽职守,给予了严厉批评和谴责,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被迫罢免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然而,应该罢免的,还包括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等更多官员。

尤其是张德江,作为广东省委书记,不仅在非典问题上一再撒谎,又在广交会议题上大肆造假,就在广交会形势不妙的过程中,张德江操纵国内媒体、尤其是广东媒体,宁愿淡化甚至不做报导,也拒不将大会真相告知民众。其强令省内商家赴穗参展的做法,更说得上是海盗行径与恶霸嘴脸,因为,广州,恰恰是非典最早的发源地和重灾区。

说起来,蓄意隐瞒的始作俑者,却是张德江刘淇等人的总后台江泽民,此公在疫情最严重的三月份,以确保“两会”顺利进行为由,亲自下令隐瞒当时已经濒于灾难性的疫情。江泽民、张德江、刘淇这些人物,自然是胡、温动不得的!

江泽民等人之所以蓄意隐瞒瘟疫,是由其专制本性决定的。他们的顾虑在于:政治上,唯恐瘟疫消息的大面积传播,造成民间人心不稳,进而将民怨宣泄的出口对准当权者;须知道,保持手中权力和既得利益,永远是他们的首要考虑。经济上,则担心外商裹足,外资减退,外贸减低,外汇减少,甚至可能影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须知道,外资和外贸,是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动力。

尽管胡温新领导层强调“不得瞒报谎报”,并罢免数名高官以儆效尤,但瞒报谎报风气并不可能由此扭转。看上去大刀阔斧,实际上收效甚微。正如文革时,毛泽东也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全国却是一片火热血红的“武斗”一样。之所以然,在于制度,层层人治,并非一纸政策所能改变。罢免若干官员,丝毫不能动摇制造谎言和欺骗的机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才是导致非典瘟疫迅速蔓延的真凶。

此前,但凡国内弊端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与谴责,当局均以“不容干涉内政”的高调,予以搪塞和反击,也因此模糊了国内老百姓的视线。如今,当“国产”的非典瘟疫酿成国际恐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究竟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还是一个地球村面临的共同问题?相信稍稍具有一点智商的人,都能一目了然。

于是,人们自然联想并期望,非典,或成为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良机。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民主制约独裁,建立起一种舆论独立、上下监督、彼此制衡、民选民察的文明制度,势在必行。一时,万众瞩目,呼唤政改。

权争激烈,政改无望

然而,5月中旬,在经过短暂的新闻放松、信息公开之后,中南海悄悄改变了政策。一个月前,曾经把防治疫情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党政干部“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各地于是纷纷将经济发展放到次要位置,全力“抗萨”。然而,一个月之后,“上头”突然改了口风,强调“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开始不断释放“病例下降”、“疫情稳定”的“利好”消息。似乎表明危机已经过去。然而,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中国报告的“病例下降”,极可能是因为误诊、以及对病例的重新定义和重新归类所造成的表面数字,一些轻微症状的人,没有再被统计在内。另外,非典向农村蔓延的趋势正在加剧。谁都知道,中国农村,人口多,条件差,一旦瘟疫横行,后果不堪设想。一句话,中国非典形势依然严峻。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当局突然修改了政策呢?

其一,非典瘟疫,已经让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当局已经在经济上“输不起”。

其二,非典瘟疫,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像,尤其当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宣布越南和加拿大成为有效控制疫情的地区之后,疫情依然严重的中国、香港(以及台湾),更形尴尬。

其三,胡锦涛出访在即,中方需要重塑一个“相对良好的国际形像”,自称非典瘟疫“受到控制”,并重新以“经济建设”来转移视线,或有助于营造胡锦涛出访的“良好气氛”。

这些现象和动机,促使曾采取短暂的“求实”与“透明化”政策的北京新领导层,重又回到“适当隐瞒”、“外松内紧”、和“舆论导向”的固定格式。这一变迁,对于那些乐观事态,以为籍非典瘟疫,可以给中国带来政治改革的人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实际上,如果能参透更多“玄机”,这沉重一击便显得顺理成章。可以罗列的“玄机”,包括:

某些御用文人,将非典瘟疫称作“良性危机”,为当局松套;另一些人,则以台湾疫情加重为例,证明“民主也并不能解决问题”;高层开始加重强调:“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违背法治精神、而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从重从快”,被迅速用到了非典危机上,当局宣布:故意传播萨斯者可判死刑,编造传播萨斯谣言者可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管香港形势如何,北京只是一味“挺董”,辩称“他需要一个过程来摸索”(吴仪语);而对台湾,则继续无情打压,纵然萨斯当前,北京依然严词拒绝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哪怕仅仅以观察员的身份。在这一环节上,北京与台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双方都指责对方将萨斯问题“政治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党报《人民日报》以《冲锋在前,党的旗帜更鲜艳》为题,发表社论,将抗非典战役,悉数归功于执政党。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待萨斯危机成为过去,当局又将是如何的大肆庆祝,欢呼“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到那时,“政改”一说,就丢到爪哇国去吧!因官僚蓄意隐瞒造成的大批冤死鬼,就冤死去吧!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说过:有些人认为,改革就像上超级市场买东西,可以尽挑自己喜欢的带走,不喜欢的就不要。吴敬琏的这句名言,一语道破了当权者的心态,也足以让那些对专制当局抱政改幻想的一厢情愿者猛省。

再说,胡温上台伊始,就遭遇如此巨大的危机,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稳定经济,是稳住人心,是巩固权力。指望他们冒险实施政改,无异缘木求鱼,或望梅止渴。

退一万步而言,即便胡温有意政改,在目前的条件下,量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要忘记,“太上皇”江泽民依然军权在握,虎视一侧,任何危及其既得利益的举动,都可能刺激他张开血盆大口。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诫世人:不可小看权力斗争。无休无止的宫廷权争,可能延缓、割裂、甚至主宰历史,足以中断或葬送任何迫在眉睫的改革。勃列日尼夫的上台及前苏联“停滞的十八年”,便是一个确切的先例。

4月底,正当全国上下抗非典的高峰时刻,中共政治局突然召开会议,主题不是“抗非”,却是“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新高潮”。外界愕然,猜测在白热化的高层权利斗争中,江泽民利用非典疫情,又跃然居上。另一种观察则是:一方面,江家军有意淡化胡温等人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江家军或者已经耽于唯心主义,试图以其所谓“与时俱进”、实则腐朽透顶的意识形态,来祈求瘟疫减退,进而苟延其一党专制的残喘。

所以,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瘟疫起,宗教兴,往往是一个王朝没落的象征,崩溃的前兆。从汉末到清末,从黄巾军到白莲教,以及伴随其间的瘟神疫气,天怒人怨,几乎沿袭成律,推动纲常更迭,天地一新。有关“黄祸”的箴言声犹在耳,历历迹象隐约浮现。如今,法轮功久压不垮,反而如日中天;非典从天而降,肆虐境内外。似乎预示着,又一个王朝濒于垂死,指日可待。

──转自《北京之春》2003 七月版 www.bjzc.org(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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