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陈苏7月26日报导) 世界银行报告说，艾滋病对世界经济的破坏要比原来预料的大得多。如果不采取措施，有些经济体恐怕会崩溃。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警告中国的工商界，要重视艾滋病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他们建议中国私营企业积极着手制定艾滋病政策，以免今后出现生产成本高涨，利润急剧下滑的灾难性局面。
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指出，如果继续对艾滋病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艾滋病就会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毁掉一个社会。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这个风险。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持人季北慈博士与安德鲁﹒汤普森联名在据中国政府统计，2002年底中国有1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的艾滋病例增长了30%以上。联合国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到2010年时，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数将在1000万到1500万人之间。
*卖血感染艾滋病毒*
不过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实际上已经有200万甚至更多。大多数病人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很多人受感染后长期不知道自己带病毒的情况，他们通过性行为或者再次使用未经消毒的医疗器械，把爱滋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很多病人不敢公开承认患上艾滋病，因为害怕受到社会的歧视，失学、失业、甚至失去家庭。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汤普森说，中国的工商界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去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工商界必须积极参与。汤姆斯说：“如果工商界不做任何工作防治艾滋病的话，他们受到的损失将会最多。当你管理一个私营小工厂，拥有一支有经验、有动力、健康的工人队伍，工厂将受益无穷。”
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周晓同意艾滋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的说法。她说，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是靠出口。从另外一种传染病–萨斯病的爆发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周边国家曾经纷纷关闭边境。一旦艾滋病发展到那种地步，中国经济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她说，为什么非洲的劳工比中国的还要便宜，但对外国投资缺乏吸引力呢？因为一个公司在投资时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的老板准备把公司搬到中国去，听说中国艾滋病严重，他怕他的工人控告他，还要给艾滋病的工人提供医疗，他就会很犹豫，不愿意去。”
*防治艾滋病需动员社会力量*
汤普森指出，人们看到中国在萨斯疫情期间通过动员整个社会来教育民众，防治萨斯病。他说，中国防治艾滋病同样需要动员社会力量。他提议通过工作单位来加强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汤普森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政府对个人的生活负的责任越来越小。个人和私营单位必须为健康问题担起责任来。不过单位一直是中国社会体系的核心。传统上说，你的工作单位也是你政治生活的地点。单位还提供社会保险和服务。”
但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周晓教授不同意这个办法。她认为中国正走向市场经济，应当摈弃中国用人单位对职工的控制系统，而不是加强这个系统。她说，中国在萨斯疫情严重时开历史的倒车，以搞运动的形式来控制萨斯的传播。由于老百姓当时需要政府的保护，因此允许政府行使权力。但是行使政府权力并不是防治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反而会妨碍中国走向民主。
周晓教授提出的办法是，国家利用税收政策鼓励地方防治艾滋病。艾滋病具有较大的区域性，有些地方艾滋病问题严重：“云南、河南是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云南主要是吸毒的原因，河南是卖血的问题。这两个地区都有全国著名的烟厂，每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周晓说，政府用一种税收优惠来鼓励全社会，特别是外企和私有企业来积极参与防治和治疗艾滋病的工作。这样就不需要国家拨款来防治艾滋病，地方企业政府和当地的百姓也会得到利益。
周晓博士说，在过去两年里她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态度的巨大转变，开始关注艾滋病蔓延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艾滋病这个多年来被忽视的问题得到了更为公开的承认与面对。周晓参与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艾滋病教育项目。她说，虽然国家拨专款进行艾滋病防治的教育，但是还没有采取象防治萨斯病那样的措施。
*政府对防治艾滋病投入远远不够*
季北慈和汤普森认为中国政府对防治艾滋病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他们说，中国卫生部认为需要建立1万个以上监察中心以全面评估艾滋病人的数目，但2002年底时中国只有158个艾滋病监察中心。中国的公共卫生监察系统无力查出精确的数字，因此无法评估谁具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汤普森还指出，中国政府应当加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象其他公民社会那样，更多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教育和防治艾滋病。
不过据美国战略情报研究中心分析，中国领导人恐怕很难把防治艾滋病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因为政府的主要挑战是要维持经济的增长。领导人可能会担心，中国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将会阻止外国投资涌入中国，而外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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