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7月26日報導) 世界銀行報告說，艾滋病對世界經濟的破壞要比原來預料的大得多。如果不採取措施，有些經濟體恐怕會崩潰。與此同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也警告中國的工商界，要重視艾滋病可能對經濟增長造成的衝擊。他們建議中國私營企業積極著手制定艾滋病政策，以免今後出現生產成本高漲，利潤急劇下滑的災難性局面。
世界銀行發表的報告指出，如果繼續對艾滋病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艾滋病就會在三代人的時間裡毀掉一個社會。中國社會同樣存在這個風險。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講座”主持人季北慈博士與安德魯﹒湯普森聯名在據中國政府統計，2002年底中國有100多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2001年到2002年期間，中國的艾滋病例增長了30%以上。聯合國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估計，到2010年時，中國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數將在1000萬到1500萬人之間。
*賣血感染艾滋病毒*
不過有專家認為，目前中國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數實際上已經有200萬甚至更多。大多數病人是因為賣血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很多人受感染後長期不知道自己帶病毒的情況，他們通過性行為或者再次使用未經消毒的醫療器械，把愛滋病毒傳染給更多的人。很多病人不敢公開承認患上艾滋病，因為害怕受到社會的歧視，失學、失業、甚至失去家庭。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德魯﹒湯普森說，中國的工商界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去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工商界必須積極參與。湯姆斯說：“如果工商界不做任何工作防治艾滋病的話，他們受到的損失將會最多。當你管理一個私營小工廠，擁有一支有經驗、有動力、健康的工人隊伍，工廠將受益無窮。”
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周曉同意艾滋病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威脅的說法。她說，中國將近三分之二的經濟增長是靠出口。從另外一種傳染病–薩斯病的爆發就可以看到，中國的周邊國家曾經紛紛關閉邊境。一旦艾滋病發展到那種地步，中國經濟所受的衝擊可想而知。她說，為什麼非洲的勞工比中國的還要便宜，但對外國投資缺乏吸引力呢？因為一個公司在投資時要考慮很多因素：“如果跨國公司的老闆準備把公司搬到中國去，聽說中國艾滋病嚴重，他怕他的工人控告他，還要給艾滋病的工人提供醫療，他就會很猶豫，不願意去。”
*防治艾滋病需動員社會力量*
湯普森指出，人們看到中國在薩斯疫情期間通過動員整個社會來教育民眾，防治薩斯病。他說，中國防治艾滋病同樣需要動員社會力量。他提議通過工作單位來加強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湯普森說：“隨著中國的發展，政府對個人的生活負的責任越來越小。個人和私營單位必須為健康問題擔起責任來。不過單位一直是中國社會體系的核心。傳統上說，你的工作單位也是你政治生活的地點。單位還提供社會保險和服務。”
但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周曉教授不同意這個辦法。她認為中國正走向市場經濟，應當擯棄中國用人單位對職工的控制系統，而不是加強這個系統。她說，中國在薩斯疫情嚴重時開歷史的倒車，以搞運動的形式來控制薩斯的傳播。由於老百姓當時需要政府的保護，因此允許政府行使權力。但是行使政府權力並不是防治艾滋病的靈丹妙藥，反而會妨礙中國走向民主。
周曉教授提出的辦法是，國家利用稅收政策鼓勵地方防治艾滋病。艾滋病具有較大的區域性，有些地方艾滋病問題嚴重：“雲南、河南是中國艾滋病的重災區。雲南主要是吸毒的原因，河南是賣血的問題。這兩個地區都有全國著名的煙廠，每年給國家交幾百個億的稅。”周曉說，政府用一種稅收優惠來鼓勵全社會，特別是外企和私有企業來積極參與防治和治療艾滋病的工作。這樣就不需要國家撥款來防治艾滋病，地方企業政府和當地的百姓也會得到利益。
周曉博士說，在過去兩年裡她看到了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問題態度的巨大轉變，開始關注艾滋病蔓延可能導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艾滋病這個多年來被忽視的問題得到了更為公開的承認與面對。周曉參與了武漢同濟醫學院的艾滋病教育項目。她說，雖然國家撥專款進行艾滋病防治的教育，但是還沒有採取象防治薩斯病那樣的措施。
*政府對防治艾滋病投入遠遠不夠*
季北慈和湯普森認為中國政府對防治艾滋病的投入還遠遠不夠。他們說，中國衛生部認為需要建立1萬個以上監察中心以全面評估艾滋病人的數目，但2002年底時中國只有158個艾滋病監察中心。中國的公共衛生監察系統無力查出精確的數字，因此無法評估誰具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
湯普森還指出，中國政府應當加強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象其他公民社會那樣，更多地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教育和防治艾滋病。
不過據美國戰略情報研究中心分析，中國領導人恐怕很難把防治艾滋病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因為政府的主要挑戰是要維持經濟的增長。領導人可能會擔心，中國日益嚴重的艾滋病問題將會阻止外國投資湧入中國，而外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生命線。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