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姜狄向大家介绍了中国著名青年作家余杰的思想以及理念，今天，她就会同大家讲余杰对美国的看法，以及他的恐惧和希望。
余杰的言论，被某些人批评为亲美，但是余杰说，自己其实是亲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他说：与其说我亲美，不如说我是亲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其实美国并非完美，我同样也承认美国这个国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说我这几天在美国跟很多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接触，他们对美国政府严厉批评揭露。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承认世界的不完美性，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上，我们只能够在坏和不坏之间选一个不那么坏的制度，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不那么坏的制度。我认为美国是至今在全球实验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今天中国最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是中国最应该选择的榜样。
余杰甚至进一步强调，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朋友。他表示：从更现实的层面，从中美这100多年来的交往来看，我发现什么时候中美关系良好，这也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时代。比如说二十世纪的20年代，大致是1927到1937年，现在有很多历史学者指出，这是中国的黄金时期。又比如说是80年代。而另一方面，中国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往往正好是跟美国最对立的时候，比如说是毛泽东时代。
在这100年的中美关系交往中，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给予中国的帮助是现在世界各国中给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我们就不必提抗日战争了。比如说当年庚子赔款，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把赔款退回中国去办教育，办医疗系统，像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等等。可以说如果美国没有退回这笔钱，就没有清华大学，没有清华大学，会有今天的朱镕基、会有今天的胡锦涛吗？
余杰13岁开始发表文章，看问题也比一般同年龄的人要深和广得多，余杰说：我当时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六四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跟那事件有血脉的联系。虽然我并非运动的参与者，只是在四川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里面上初中三年纪。
但是事件的发生使我感到官方教条的虚假，这些灌输给我的假话在一夜之间都崩溃了。从那天开始，我才真正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尊严的自由的人。可以说我在同年龄的人中是比较早熟的，早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结果。
所以跟我同龄人的精神思想上比较隔膜，跟比我大的人比较有共鸣。
中国大胆敢言的学者、知识份子，诸如刘荻等人都已经因言获罪，余杰现在虽然仍是自由身，但是他200年北大研究生毕业之后，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同中国现代文学馆拒绝履行同余杰签订的工作协议，余杰因此而失业。从这件事就可以看见，余杰多多少少是因为他的大胆言论而受到惩罚。
余杰坦白地承认自己内心是有恐惧的，但他强调要克服。他说，坦率地说，恐惧肯定是有的，在今天中国这个社会，任何的人心中都是有恐惧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让自己成为有信仰的人、勇气、自信心的人。恐惧不会因为害怕而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强大。
实际上内向更强大的时候，它会变得更衰弱。
克服的办法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写作被割裂分成两部分，余杰在国内出版的文章，尽管对现实还是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会讲究一些策略，避免碰到一些过分敏感的领域，照余杰的说法是，国内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也要珍惜。但是余杰在国外发表文章的时候就会摈弃一切的顾虑，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
虽然余杰表示有一些恐惧，但是对未来，他仍然是乐观的。余杰说：我始终是个乐观的人，因为在我身边很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努力，比如有律师冒着很大的风险，为被虐待民工免费打官司；也有新闻记者在像《南方周末》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这些比较敢说真话的媒体里面工作。所以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孤单的人，我身边仍然有一群朋友，这是让我感到很温暖的地方。我没有期待开花的日子，没有像农民一样期待收获，我觉得自己在过程中就感到很幸福和满足，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时刻，我在努力地去做。
余杰表示：我仍然坚信我的工作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尽管在最近的几个事情上，比如说911事件、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坠毁，无数中国青年人幸灾乐祸。然后当我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就用红卫兵的方式对我进行非常恶毒的谩骂，说我是汉奸，美帝国走狗。尽管他们这样骂我，我却一点也不愤怒，而是同情和怜悯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官方愚民教育的受害者，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种情况的改变，我觉得并非难上青天。假如有一天新闻出版自由了，大家能够自由获取信息了；教育能够从党控制脱离出来，成立自己的独立领域，那我觉得不用太长的时间，只须要几个星期、几个月，当真相像潮水一样涌出来的时候，年青人重新建立一个是非善恶真假的判断，我觉得非常容易。(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