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萧华8月26日报导) 从毛泽东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到邓小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都是从农民开始，但是占十三亿中国人口约三分之二的农民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新领导层至少在短期内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陕农民无力交付几百元罚款自杀*
陕西省旬阳县一个村庄上个月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三起农民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北京青年报报导，五十六岁的李立文服农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因为违反政府退耕还林的规定，被判缴纳五百六十元人民币的罚款，其中包括政府早先发给他的退耕还林补助，然而他全家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二百元。三十一岁的李祥和生前负责协助政府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向村民追回国家补贴。据说他觉得这样做无法向村民交代，于是自杀。
陕西旬阳县农民的处境或许是中国很多农民生活的缩影。中国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已进行了将近二十五年，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
*共产党实际上欺骗和歧视农民*
纽约独立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认为，共产党虽然依靠农民运动夺取政权，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为了农民利益而努力。曹长青说：“毛泽东靠农民打天下，这个观点我基本赞同，但是还要再加上两个字，靠“欺骗”农民打天下。因为毛泽东当年靠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分给农民土地等方法来换取农民把他们的子弟交给毛泽东，成为解放军主要兵源。由于农民兵家乡的父母可以获得土地，因此他们在战场上比较勇敢。这也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中共获得政权以后，毛泽东通过土地合作化运动，非常迅速地把原来分给农民的土地全收回来了。高度地集中到国家手里。所以毛泽东是欺骗农民打天下。”
曹长青认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一直对农民实行了制度歧视性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不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市，农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保健和粮油供应，只能在土地上靠天吃饭。曹长青说，虽然邓小平后来允许农民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但是仍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是把他们限制在农村。
*牺牲农民利益喂肥城里人*
曾经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独立分析人士高新认为，中国领导人未必没有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但是在发展经济，解决城乡矛盾的时候，选择了保护城市利益，牺牲农村利益。高新说：“他们从原来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策发展到今天，他们两个面临的问题虽说必须要解决，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一个难题，就是锅就这么大，这个锅里的粥就这么多，多舀给城里，就要少舀给农民，多给农民就要少给城里。农民现在的负担这么重有一个原因是外界看到并经常抨击的贪官污吏的问题，乡村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等等。但是说到底是还农民的利益被谁盘剥了。农民出售粮食和其它种地得到产品是低价，生产资料却是高价。便宜是被城里人占了，被工厂占了，被中间的流通渠道占了。如果要减轻农民的负担，比如化肥，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减价供应，把农产品高价卖给城里。这样做势必导致过去实际上的中国多数的农民奉养少数城里人的局面变化，城市的稳定又成问题了。”
*户籍限制农民如同印度种姓制度*
中国统计失业人数的时候从来不把农民计算在内。在农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农民只能自谋生路，很多人被城市的就业机会所吸引，进入城市从事那些城里人往往不屑一顾的辛苦工作。但是高新说，中国多年来实行的制度非常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农民难以出头。
高新说：“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相当于种姓制度的户口制度，除了从社会治安、政治控制的角度，它还制造了巨大的城乡差别，这种差别在世界其它国家很少见，除了现在的北朝鲜。它不允许农民进行自由竞争。今天农民还是不能自由竞争，不论是北京、上、海广州，只要原来是农村户口，即使能够出人头地，也要比城里人付出更高，更惨烈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那是遥不可及、不现实的。”
*农民立根城里代价惨重*
纽约独立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认为，中国这种作法不但对农民十分不公平，对经济发展也是有害无益。他还认为，中国政府担心的由大量农民进城所造成的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的自身调解解决。
曹长青说：“要完全取消对农村农民的限制问题，允许完全流动。通过流动来扩大经济。美国和中国难以相互比较，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的尺度也不同。但是可以跟印度比较。印度有十亿人口。中国前几年也是十亿人口，所以人口、国度大小上差不多，可以比较。第二，印度比中国还要贫穷，多年发展率一直低于中国大陆，人均收入也低于中国，尤其是在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方面，文盲远远高于中国大陆。除了民主选举制度以外，各方面指标都低于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农民还可以自由流动。 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没有因农民大量涌入而爆棚。它靠经济调解，着找不到工作的农民最终会离开城市，流向农村或其它地方。要靠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管制来调整。”
*胡温无法解决农民问题*
最近刚完成新书“领导中国的新人物”的高新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以“亲民”的姿态上台，不是不了解共产党领导层多年造成的农民问题，但是在保持稳定和加速发展经济的压力下，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胡锦涛是在他面临一个两难局面，面临一个两害择其轻的这样一个严峻局面下，他必须找出一条路，先把社会局面稳定住，然后在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逐步发展经济，然后用发展经济得来的收益和政府的税收，再去解决社会底层问题。这个过程胡锦涛非常明白，所以胡锦涛不可能一步到位。假设胡锦涛有戈尔巴乔夫的魄力，有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有戈尔巴乔夫的胆量，他要从负责任的角度，他可能不会明天就把这个导致种姓制度，导致城乡巨大差别的户口制度取消。因为一步到位的话，整个社会管理失控。社会管理失控，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达不到了，那就连将来可以让农民地位逐步提高的远景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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