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我知道这篇文章不好写，但我又总是抵御不了谈谈这个题目的诱惑。
这个题目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谈论美国？
在中文网站上随便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除了油盐酱醋、风花雪月之类的生活话题之外，只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严肃”内容，”美国”是人气最旺的话题之一，如果你用”中美关系”、”中国人看美国”等字眼儿来搜索，得到的结果常常是数以十万计。
举例来说，在全球最热门的搜索网站”GOOGLE”上搜寻中文网站，如果你用”中美关系”这个字眼儿来搜索，得到的结果超过14万条﹔用”中国人看美国”来搜索，得出的条目超过30万﹔再极端一点儿，用”美国”这个泛泛的词汇来搜索，结果更吓人：将近380万条。
也许这类愚蠢的搜索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尽人皆知，在海内外的中文网坛上，”中美关系”、”中国人看美国”这类话题至少属于”火爆”话题之列，最容易引起反响，也最容易引发情绪化、甚至两极化的口水大战（更确切地说，是”键盘大战”）。
正因为如此，这个话题也就最不好写，即使写出来，因为难以把握平衡，也最容易予人口实、招人臭骂。
但同样因为如此，这个话题的意义也就特别重大，因此颇富诱惑性。陷于难抗诱惑与难避责骂之间，进退两难，索性这次我就勉为其难吧。
套用王朔”过把瘾就死”的句式，我也”遭回难就死”吧。
逢美必反与逢美必赞
其实，”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谈论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寻找：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阴差阳错，成了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但中美又不是美苏那样的你死我活的对手，中美曾经在联手对抗苏联的时代有过一段眉来眼去的”调情期”，这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甚至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变得非常暧昧、复杂、微妙，但既然今天成了对手，就不会只有友谊，肯定也会有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敌意，敌意不仅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两国人民对彼岸的看法之中。有人把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描述为”爱恨交织”，而正是这种先情人、后仇人的恩恩怨怨的复杂情结，使得中国人特别”热衷于”谈论美国。
难的是：如何分析、评判中国人对这个话题的”热衷”。
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海内外中文网兴起过多次讨论、争辩”美国话题”的高潮，每次都与涉及美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科索沃战争以及其间发生的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海南撞机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美国航空飞机失事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如前所述，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事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所引发的辩论浪潮常常是情绪化、两极化的：两极中的一极是”反美派”（还有人称为”仇美派”），另一极是”亲美派”（还有人称为”媚美派”）。
任何标签都有其局限性。也许”仇美派”、”媚美派”的说法带有过多的褒贬色彩，但相对中性的”反美派”、”亲美派”的分类也难脱以偏概全之嫌，但为了方便，此文暂且沿用这一分类。
“反美派”似乎人数相对较多，职业分布也更为广泛，三教九流均有，但仿佛更多的属于普罗大众﹔”亲美派”大概人数较少，大多属于城市白领高薪阶层和知识分子中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一类人。
经常听到”反美愤青”和”亲美小资”的说法，但亲美和反美这两种对美态度却不能完全对应于”小资”和”愤青”这当今中国的两大社群：虽然海内外华人中鲜有亲美的”愤青”，却不乏反美的”小资”。
不过，某些”反美派”、”亲美派”人士却似乎陷入了方向不同、但同样不可自拔的泥潭，他们都成了自己情绪或观点的囚徒：某些”反美派”人士通常带有强烈、但正当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们往往容易从对美国政府某项具体外交政策不满开始，进而出于激愤，逢美必反，一直反到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某些”亲美派”人士往往是自由主义观点的坚定、但机械的信奉者，但他们的信念多半基于崇仰、迷恋等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而且爱屋及乌，逢美必赞，把美国某届政府的某项外交政策、甚至美国的一国利益与民主制度、自由价值等同起来。
两极互为依存
有趣的是，两极化的双方又互相依赖，互为因果，他们在网上的生存和网迷的喝彩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方的走偏：”反美派”逢美必反言辞的粗俗，反使”亲美派”的观点表达显得高雅﹔而”亲美派”逢美必赞逻辑的荒唐，倒使”反美派”的情绪宣泄显得正常。
也许，双方的偏激化、两极化都是由于网上论战的故作狂言、容易走偏的特点所激出来的，最后弄假成真，骑虎难下，索性将错就错，一偏再偏﹔但是，这种将错就错的后果对海内外华人社区的论战文化、政治心态、甚至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反美派”的走偏不仅使自己担了一个”反民主”的恶名，也败坏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像﹔”亲美派”的走偏不仅使自己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也损害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信誉。
对”反美派”走偏的负面影响，已经有不少人做过精辟论述，但对”亲美派”走偏的相应危害性，却鲜有人提及。
近来读到曾参与海外民运的学者王鹏令对此危害性的一段反思，耳目一新，不妨抄录于下：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往往以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经验淡化、甚至排斥国际关系中更为基本的因素──超党派、超阶级、甚至超族群的国家利益，并把前者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过分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眼里，似乎中美之间的一切摩擦、纠纷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以人权为核心的道义之争，而美国则不仅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典范，而且简直就是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化身。因此，不论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他们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即以人权、自由或民主的名义为美国作辩护。他们当中的某些代表性人物，不唯对在国际关系领域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不感兴趣，甚至不惜追随英美右派，公然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无论如何，这都难免给人以’亲美’的印像，且在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爱国主义的对立面了！”
其实，这种危害性更在于：如果人权、自由和民主就是美国利益的代名词，那无疑就等于把中国大多数具有朴素民族主义感情的普通民众都推到迟迟不肯接受这些价值的中共当局一边去了。
如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反思中日战争的历史时总是爱说，恰恰是当时中国民众中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趋势，才导致了后来共产独裁的得势。但如果今天他们继续进行”自由价值等于美国利益”的”启蒙”，在中美一旦发生冲突时，普通民众可能还是会以”救亡”来压倒这种”启蒙”，如果中共借此又延续了统治寿命，那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不能仅仅责怪中共的狡猾或民众的愚蠢了。
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自由派”与”亲美派”划等号也不完全公正，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海内外中文网上出现了亲美的自由主义者对垒”新左派”人士、普通网民中的”反美派”人士和其他人士的大论战，也引发了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大分裂。
至于描述、分析这场大论战和这次大分裂，那只能是另外一篇或两篇文章的任务了。这里我只想引述一位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对同属本阵营的”亲美派”人士的批评。
大概”反戈一击”是最能击中要害的”一击”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郭飞熊的批评，大概是我所读过的批评”亲美派”最为深刻有力的文字。谈到”亲美派”逢美必赞的思维方式，郭飞熊说：”它和它所坚决反对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思维，恰恰构成了两个偏执的极端，它们都是极权时代崇尚黑白二分法的哲学不自觉的继承者。这两种颇为粗鄙的思维范式，居然在今日中国大陆都拥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不能不令人惊异。如果说，前几年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么在这次伊拉克事件中则是过分的崇美主义盛行一时，它增添了本来处于愚民统治和民族主义误导下的民众对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的疑虑，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思想界亟需矫正的一种偏差。”
可喜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人所面对的不再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崇美主义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了，至少增加了郭飞熊所提出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思想联盟”这种”第三条道路”：学习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先进经验，不必同时接受美国的颐使气指，不满美国的某项外交政策，也不必一并抛弃美国的民主自由。
BBC(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