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不久前，已离开政治舞台的龙应台在深圳说：“当1998年我答应马英九进入政府的那一天，龙应台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深圳商报》2003年12月27日）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一定是站在权力的体制之外，和权力保持距离，对权力保持警惕，尤其重要的是对权力采取独立批判的立场。
与之相反，2003年12月27日，被誉为“才子加流氓”的余秋雨在杭州说：“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但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说要骂政府，我在海外演讲时也说政府的好话，在哪里都说一样的话，这取决于我的独立思考。”（《都市快报》2003年12月31日）
余秋雨一面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独立知识分子”，但他认为独立知识分子是不需要对政府保持独立批判的，在哪里都是“说政府的好话”，为政府唱赞歌、当说客，将“独立”换成“依附”可能还要贴切一些。余某不以此为羞，反以此为荣，实在是不知道“廉耻”二字怎么个写法。以余为尺度，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真是车载斗量、多如牛毛。而以龙应台的标准来衡量，放眼中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当得起“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海峡彼岸的龙应台说：“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她不能既占有政府的权力，又同时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所以，她在台北市政府的三年受了无数的委屈，她也坚持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一个字。而在海峡此岸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观，媚权、媚俗的余秋雨依然大有市场、风光无限，日夜梦想着“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文人雅士遍地皆是，做幕僚、依附权势向上爬是多少有学位、有学历者的人生追求，在他们的辞典里什么都有，惟独缺少“独立”一词，更不用说独立批判、独立人格了。
余秋雨以“说政府的好话”为荣，并恬不知耻地标榜这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龙应台却明确表示“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的差距首先不是两个文化名人之间的差距，而是两种不同社会的差距。龙应台毕竟生活在一个自由、健康的社会，她拥有选择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不需要言不由衷，不需要掩饰什么，她进可以登上权力舞台，扮演官员角色，退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保持独立的批评。以余秋雨的聪明、圆滑、世故，他未必不知道知识分子概念的真正内涵，他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宣誓效忠，向权力大抛媚眼，无非是要保持现有的风光，并赢得更多、更大的利益。既然他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靠依附权力取得的，除了献媚，他还能做什么？余秋雨的可耻不是他一个人的可耻，是一个时代的可耻，不知道这样可耻的时代何时才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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