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2日讯】“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最初是由斯坦福大学提出来的，本意是将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此，斯坦福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了硅谷，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作用。可是到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却变成了高收费。教育产业化并没有错，恰恰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
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经济、人均收入极度不平衡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教育产业化，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在讨论教育产业化的是非之前，必须搞清楚，到底在哪些方面教育产业化存在问题，全盘肯定或否定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就几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实施情况来看，的确解决了一些过去许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教师的待遇问题。
过去，限于国家的财力有限，各级政府不能大量增加教育投入。实际上，这正是导致教育产业化政策提出的原因之一。由于投入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教育产品，不能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受教育机会，也留不住教育系统的生产者——老师，使得教育产业化成了当时教育系统几乎惟一的出路。可以说，中国教育产业化是被逼出来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表示，目前，教育市场已经出现，但关键是规则还没有形成。
教育产业化的卖方
实施教育产业化之后，一方面公立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收费权力，为改善教师待遇、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已涌现出了大量的民办学校，直接弥补了公办学校的不足。这些，都使得教育呈现出了比前几年快得多的发展态势。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义务教育学费有价，杂费无底；特色班、培优班、补课费的通行使中国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被公开盗卖；高等教育学费年年看涨，将许多家庭推入悲惨境地，大学生住宿公寓化、后勤服务产业化、第二学位化、考证热成为赚钱机器；二级学院、网路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无疑是赤裸裸地高价盗卖公共教育资源。事实也证明了，在中国的民办教育中，除了极为简陋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大多都是靠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高收费来支撑的，被称为“贵族学校”。
教育产业化的买方
然而，教育产业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各级学校普遍收费失控，导致中国的学费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短短数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专案之一。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在许多中小学，学生已根据家庭贫富分成三六九等，在学校里造就了社会鸿沟。
大学生教育贷款问题，一直是困扰大学生和大学的问题。由于各家银行担心无法收回贷款，那些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家庭是根本不可能争取到教育贷款。
众所周知，国家助学贷款是用来救助贫困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的。按道理说，越贫困的学生越需要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应该优先发放给特困学生。而现在，国家助学贷款竟然也“嫌贫爱富”，不能不令人深思。
诚然，像特困生发放助学贷款，银行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国家助学贷款毕竟不同于商业贷款，它是一种政策性、救助性贷款，目的是为了保证教育公平、社会公平，让每一位公民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国家助学贷款绝不能“嫌贫爱富”，这是助学贷款与商业贷款的原则性区别。
在美国，如果学生违约没有归还贷款，或者由于死亡、疾病而无法还贷，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将向银行赔付95%的拖欠贷款，也就是说，美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助学贷款，是由州政府负责担保的，而且由联邦政府“再担保”。
有鉴于此，中国各级政府也应该为助学贷款提供担保，如此一来，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后顾之忧就得以解除，自然不会“嫌贫爱富”，这将更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强高校监管刻不容缓
经媒体接二连三地“重磅”报导后，“北航事件”及高校招生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强高校监管已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指出，引发“北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实现高校招生的公开化、透明化。高考录取向外公布的信息太少，高考录取的有些环节已经成了一个“资讯黑箱”，其中大量本应透露的资讯被人为阻隔掉了。
从“北航事件”来看，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教授、院士同样应接受社会的监督。其实，北航庞宏冰等人的贪婪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领域的腐败分子，只不过他们披着一张教授的外衣罢了。
事实上，大学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虽然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比较少，但是就是这点投入，是否真正被全部用于教育和科研了呢？
据业内人士介绍，大学里的各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大学盲目求大、求洋，将有限的经费用于大兴土木，个别人乘机从中收取好处；有的科研课题经费成为了“唐僧肉”，甚至个人的消费也在经费中报销；黑龙江省一大学300名大学生为使考试成绩“及格”，每人收取50元，送给“自然辩证法”的授课老师，以便其在评卷时给予关照。结果，所有送钱的学生成绩均获得通过。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下，高校往往被视为纯洁的象牙塔，备受社会的关爱，但是却忽略了必要的监督。正如一位哲人说过：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而中国高校现有的监督常常是学校内部的自我监督，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所以形同虚设。事实证明，单位内部监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遏止腐败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而对权力的监督需要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制衡，不同利益或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才能进行有效监督。
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首先在于把高校自身的单位监督转化为广泛的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实行社会监督的前提则是高考资讯的彻底公开，特别要把那些利用学校或招生人员的自主权招上来的学生情况彻底公开，接受社会舆论、考生及其家长的监督。
──转载自《议报》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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