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中国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在1959年镇压与达赖流亡印度以后就断绝，到文革结束后，中共扭转极左路线，检讨西藏政策以后，双方开始了接触，为此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1979年访问北京。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后，双方维持接触，胡耀邦以他的开明态度表现了对西藏人与西藏宗教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努力提高西藏的自治程度，取得藏人的好感。不幸的是胡耀邦的一系列开明态度被掌握实权的中共老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初就把他赶下台，中共对西藏的政策自然又逐渐向左转。1989年二、三月间，拉萨发生骚乱，作为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胡锦涛镇压绝不手软，从此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是北京与流亡政府的关系也就日益恶化。1993年双方接触完全停止，到2000年才逐渐恢复。前年、去年与今年，达赖喇嘛三度派特使到北京，但是成效有限。原因是克林顿总统与布希总统都曾就西藏问题当面向江泽民施压，北京需要做给美国看，因此辜负了达赖喇嘛解决问题的诚意。
在北京的眼里，西藏流亡政府自然是“藏独”，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座落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达赖喇嘛在国际间的活动，并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个宗教领袖，弘扬藏传佛教多过讲西藏独立。而实际上，他在1988年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1993年以后，达赖喇嘛在他的一些讲话中，把他的想法归纳为“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虽然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实际上是取自佛法中的“中观论”，就是扬弃极端的左右两派而取中间道路。因此既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也不承认现有的殖民地状态，要找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全西藏的完全自治”。大致上它有五个内容：
一，在不必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下，全西藏统一为一个享有真正自治的行政体。
二，制定西藏基本法，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自治政府。
三，西藏全境非军事化，使西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圣地。
四，中国政府负起西藏的外交与国防责任，其他有关宗教文化、旅游环保、自然资源、商业贸易等事务，均由西藏自治政府自行处理。
五，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防止大批中国人移民西藏。
可以看出这个内容里有香港的影子。的确在中国收回香港而一再鼓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时，达赖喇嘛也表示西藏所需要的，就是香港式的“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其实1951年中国与西藏签订的17条协定也有类似意思，只是西藏到了中国手里以后，北京就不认账了。目前的香港不也是这个情况吗？所以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能否成功，第一要看北京现在能否接受，第二是接受了以后能否真正执行。
实际上对达赖喇嘛的呼吁北京一直充耳不闻，还故意给他扣上“藏独”的“分裂主义”帽子而作为拒绝谈判的借口；或者强人所难，要达赖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同西藏问题并没有关系的话题。上个星期出版的 “时代”杂志访问了达赖喇嘛，他表示，如果中国保障西藏的文化和环境，那么西藏继续留在中国将有利于西藏。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动，中国当局就可以与他进行接触商谈。达赖喇嘛早就声明不追求西藏独立，北京却一而再继续做文章，再扯进台湾问题，表明他们根本无意解决西藏问题的蛮横立场。
但是我们也继续看到在西藏出现的负面东西。一是西藏的状况比以前更坏，这是指中共以发展经济来牺牲西藏的文化；二是中共还不信任任何藏人，包括官员；三是大批汉人继续涌入；四是继续镇压西藏的知名人士，著名西藏活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被四川当局三审裁定分裂国家而判处死刑。等等。
在谈到西藏文化时，还不能不谈到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林、杨振甯、任继愈、王蒙五位中国文化名人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平均年龄在七十多岁的72位名流参加而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它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 “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可惜，他们还不敢明确提出西藏文化问题，这个“高峰会议”背后还有更高的高峰。
又例如宣言认为，“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问题就在于，藏族算不算一个民族，还是列在“中华民族”之内而必须由中共统治的“国家”来代表它是否保存自己文化与是否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在藏人不能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这个宣言不是废话？但是却为中国政府拒绝西方民主文化提供中共御用的“民意”。而宣言是针对“全球化”而不是“汉化”，也说明了它的“御用”性质。
因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需要走相当长的时间。年轻的藏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耐心而寻找更激进的手段。“激进”是相对“温和”而言的，在民主社会，存在多样的主张是不奇怪的，只要不是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我们也不必反对。特别针对欺软怕硬的中共流氓政权，有些强硬的声音和行动，才会使它变为理智一些，才会重视“温和派”的存在。例如，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反动派”，有了台湾民进党以后，他们就认为蒋介石也是“爱国人士”了；在香港，中共在制定23条时，拒绝与全体民主派沟通，到了连续两年几十万民众上街，它就愿意与“温和民主派”沟通了。所以西藏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西藏人民的团结，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而向北京施加必要的压力，而不能靠主观愿望对北京给予太多的期待。
谢谢各位。
（在纽约“西藏文化节”上“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以及西藏与中国的未来” 讨论会上的发言，2004年10月23日）
－－转载自《议报》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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