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莫文秀9号下午在正在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国妇女就业面临5大突出问题：一是在业率降低；二是失业妇女再就业难；三是女大学生就业难；四是女性自主创业难；五是女工劳动权益受到损害。过去一直自称是”男女平等”的中国，女性已然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状呢？本台记者申华邀请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现在旅居美国的何清莲和美国中国资讯中心的廖天琪对此做了分析。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会说中国妇女能够顶起半边天，但是现在看来，尤其在就业方面更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何清莲女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男女就业方面这种差别：
何女士：其实这个问题在８４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是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在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是用政治权力强制达到的。事实上，妇女的数字不够达到对政治力量强行拔高那个程度。所以他们说要回归一下，回归到妇女他们自己的数字，本应该有的起点上去。那么这个观点，当时大家都接受了。五十年代以后，东南沿海，外企对女工的性骚扰，还包括国营事业对女工的性骚扰，这种案子越来越多。在招标聘的时候，对女大学生不是看重她们的技能和知识，而是要求她们的身高、胸围。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不是大家想像那样了。
记者：已经不是大家想像那样了，是不是说社会存在对女姓的歧视？
何女士：这不仅仅是对女姓歧视，可能对女姓整个社会价值观念，还包括女姓自我定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并不有利于中国妇女。
记者：廖天琪女士您觉得中国妇女就业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廖女士：国家依法律规定说我们要提升妇女地位，也保障妇女的权益。这个来说是不够的，必须有全盘社会自主上来支持妇女。比如说，首先要让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法律上规定是男女都有受教育机会。但是，事实上，在农村里面很多妇女根本自己就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把妇女从家庭里释放出来，比如说要有大的拖儿所，整个大环境都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只是从法律上订了一些规定，完全是不够的。
记者：那么何清莲女士，您觉得是不是像刚才廖女士所说的，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但是操作性比较差？
何女士：其实中国法律上非常明确规定了，要保护妇女权益。我跟你们说句老实话，中国法律并不比其他国家规定的差。问题是，比如深圳市的女工保护条例当中，规定的非常详细。如果说能够落实，是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得不到落实呢？比如用工单位，他就会考虑：我为什么要用你们，我用你们成本大的多呀！”所以深圳用女工是最会用的，就是要避开你的婚假期，从法律上，你挑不出他的毛病。过去妇女保护很多是靠妇联出面。但随着经济发展，妇联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记者：何女士您刚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得不到落实，是不是这个保障法没有规定，不按照这个做就应该得到逞惩罚，是不是没有这个规定呢？
何女士：第一没有惩罚条例。第二就算是有，你要去惩罚他，可能你付出的成本相当大，你得去雇律师，还还争取妇联会的协助。这个过程把你搞死了，你还不如另外去找工作。
记者：廖天琪女士，妇女就业难，跟他们的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社会负有很大的责任呢？
廖女士：是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观念的问题，人们认为妇女好像一种弱势族群，现在社会对妇女的保护，事实上，不是一种平等的态度，而是好像保护稀有动物一样。如果你从这个观点出发，不把她平等看待的话，而是用一种．．你们比较弱，我们要来保护你们．．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记者：何女士您认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妇女地位的问题呢？
何女士：把这个妇女问题从中国所有问题中剥离出来看，要解决他，那只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妇女权益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要从中国整体人权提高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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