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7日讯】今年年初，在台湾，以连战、宋楚瑜为首的“统派”和以陈水扁、李登辉为首的“独派”，为争夺二○○四年的总统进行艰苦卓绝的选战。在双方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只要是不忍心看到台湾被分裂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共高抬贵手，放香港政制一马，藉香港这个“一个两制”的“样板”争取台湾民心，助连宋一臂之力，以免台湾走上“独立”的不归路。但是，中共一意孤行，故意在台湾大选的关键时刻挥舞“爱国”棍子，在香港发动大批判，“为渊驱鱼，为丛逐雀”，隔海为阿扁助选，令台湾中间派觉得对中共避之则吉，把票投给民进党，结果连宋以不足三万票之差败选，全中国反对台独者无不扼腕叹息！
中共这场扼杀香港政改、断送台湾前途的“爱国”运动是如何发动的呢？这场运动是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新年期间在广东亲自发动和直接指挥的。
江到广东发动大批判
今年一月二十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年团拜会后，江泽民就悄悄带着亲信曾培炎，秘密南下广东。二十一日大年除夕，江泽民到达广州，听取张德江、黄华华的汇报。
农历正月初一，江泽民来到深圳，入住麒麟山庄，听取亲信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和深圳市长李鸿忠的工作汇报。其间召见多位香港亲共头面人物及中联办官员，重谈近期的香港问题。江泽民一行在南方待了大半个月 才离开广东。江此行全程不准传媒报道。
江泽民在广东期间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香港人有责任对此立法，但香港民主派居然煽动几十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这主要就是香港缺乏爱国教育。江还说，民主派得寸进尺，居然要求开放二○○七年的特首直选和二○○八年的立法会直选。让他们上台，香港一定会被搞乱，因而必须在香港进行一场爱国教育运动，让爱国论占领香港的舆论阵地。
二月八日，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政制发展小组进京时，中共揭开了“爱国”运动的序幕。曾有一个高官问曾荫权，“七一”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是否爱国？据说这是拾江泽民在广东的牙慧。
对“七一”游行大反扑
二十三条立法是由江泽民于二○○二年发动的。二十三条惨遭滑铁卢是江政治生涯中的大败笔，因而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时刻都想报复。香港这场“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江泽民不甘心二十三条立法失败而对香港人的大反扑。
政治局常委基本上以应付的态度对待这场运动。“两会”期间，正是“爱国”运动的高潮。“两会”宴请港澳人士，为了避免表态，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都不出席，只让贾庆林主持会议，黄菊作陪。只有黄菊讲了句“香港发动爱国的讨论，很有意义”，借此附和江。
“七一”游行充分暴露中共国安、公安、中联办、港澳办的无能颟顸，中共某老曾慨叹，中联办重蹈文革时新华社“一左二窄”的覆辙。曾庆红“七一”后分管香港事务，由于国安、公安、中联办和港澳办情报失真，已得不到中央信任，曾上任后立即向中联办“掺沙子”，派出心腹彭清华出任中联办第二副主任。彭今年四十六岁，由曾庆红亲手提拔到中组部任部务委员兼秘书长，“十六大”前夕曾庆红曾带彭到西山安排地方人事。彭将成为高祀仁的接班人。
成立港澳研究所了解港情
另外，曾庆红还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成立了国务院发展中心港澳研究所，由前新华社副社长朱育诚担任所长。朱育诚也是高干子弟，是曾庆红在北京一○一中学的同班同学，曾庆红任班长，朱是宣传委员。该研究所的成员有萧蔚云、张汉林、秦晓等二十多人。张汉林是“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起草者之一。秦晓是招商局的董事长，有人说他是中共外长李肇星的小舅子，即中共外交元老秦力真的儿子。不过，此消息无法证实。对于曾庆红成立港澳研究所，中联办开始否认有设置此机构，后来又以朱育诚当年只担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在任时并无出色表现而质疑朱的能力。总之是酸葡萄心理。
港澳研究所来港成立了办事处，绕过国安、公安、中联办、港澳办了解港情，搜集了许多港人意见。不少人建议中央应与民主派特别是和民主党和解。曾庆红考虑到“六四”已过去十五年，以民主党为首的民主派又是香港最有民意基础的党派，因而想突破和民主党的僵局。胡锦涛不知是否摸透江泽民的心思，对此一直不表态。曾庆红因没有得到胡温的明确支持，一直无所适从，此事只好搁置。新年过后，江泽民插手香港事务，发动“爱国”斗争，胡锦涛在压力下表态按江的指示办，局势突变，民主党再次成了斗争靶子。
民建联党魁错传“圣旨”
“两会”期间，曾庆红曾分别接见田北俊、马力等人。接见期间曾庆红未曾对政改表态，只是讲些客套话，如问马力、谭耀宗等人今秋立法会选举民建联准备好了没有？民建联主席马力忍不住，问中央对二○○七、二○○八年直选的态度。曾庆红装作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马力等据此推断中央对直选有疑虑，并向传媒公布。这等于假传圣旨。为消除马力等人散布的消息的消极影响，曾庆红派许崇德等到港说中央并没有说二○○七年不能直选，大家可以讨论。
李嘉诚迟迟表态的幕后
江发动“爱国”运动后，香港媚共工商名流纷纷表态支持，唯独李嘉诚迟迟不表态。有人猜想，“七一”游行后，李嘉诚曾与中央唱反调，说“七一”游行秩序良好，反映香港人质素高，为香港人感到骄傲。三月十八日，李嘉诚突然藉和黄公布业绩时表态说香港人大部分是爱国的，并认为二○○七年不应该急急搞直选。据说，李表态是因为北京有人向他打招呼的结果。但传闻他表态后又对二○○七年不宜直选的说法感到后悔。
在一阵“爱国”大棒之后，中共又开始和民主派接触。三月三十日，中央趁香港泛民主派冯检基、涂谨申和何秀兰三人计划赴北京向人大表达意见之时，指示香港中联办就地解决，并要求中联办要灵活主动处理香港问题。
转载2004年5月前哨杂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