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朋友约我谈“王海现象”。单单谈王海，我兴趣不大。正好，作为“质疑中国电信第一人”（《中国妇女报》称）的沈洪嘉先生，承认他的叫真也有打假的意思，这样，为了看清王海的意义就需要沈先生入场了。
一
1998年克林顿来华访问期间，有关方面曾安排闻名中外的王海，参加在上海图书馆“各界代表”与克林顿夫妇座谈“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是很有宣传意义的：看看，平民王海多受尊重、多自由，但王海未被克林顿从异俗称作“刁民”，而是被称作“消费者的保护者”——这当然不是给王海太多的荣誉，而是给某些机构太多的嘲讽。座谈中，王海居然很有本乡思维特色地问克林顿，他在美国会不会被称作“刁民”，克林顿的回答则让人们小开眼界——美国各地均有一些民间消费者保护团体。可见，美国人也有“集体主义”、“社团主义”。尤其是这些民间团体都不是假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而是真有威力、真能起作用的，这样，美国的消费者肯定不会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上访不断，乃至上街游行，摔商家的东西、砸政府机关的门窗，将一切矛盾最终激化到权力中心头上！人家有一套“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权力制约、权利保护机制。
老百姓见世界级大人物不算家常便饭。九十年代初，彭清一先生来南京演讲时，极度兴奋地说到他曾被史达林、邓小平接见的“经历”。王海见克林顿也算是中国消费者的露脸。克林顿有没有问王海什么，报道中没有说，我猜想，如果问了什么，一定会“别有用心”地问王海有没有碰到什么“难处”，而王海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克氏：“我没有受到过任何歧视，没有被拘传、关押，更没有被送劳教、大牢。”当然，王海可能不知道吴祖光、杨剑昌……等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故事，知道了他也没有时间跟克氏说这些，他甚至不会有时间向克氏现身说法“打假英雄”。
王海是不是英雄？英雄有豪言壮语，那意思也就是为了正义视死如归。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专政力量虽强大，各类烈士却也很多。像哈尔滨吴志敏、张家口市柳晨光那样的打假烈士，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虽然王海从未因打假而受皮肉之苦，但他的BP机上毕竟曾有留言：“马上去八宝山”。这样，我就要说，王海可能成为英雄。王海做的事不算大，属于抓跳蚤一类，否则，他上不了“实话实说”。但事情虽小，不等于不会有危险。当然，有危险也不等于能成为英雄。无辜良民被屈打（例如恶警逼供、法官昏判）致死的就不算英雄。王海被冠以“打假英雄”是很荣幸的。
王海以打假名世，原因有二:一是王海从《消法》第49条悟到了“索赔”有戏。王海确实“刁”得可以。能“刁”主要还是由于他前此有了大起大落的经历，受过玩“灯戏”的“刁”风熏染，所谓“遇到绿灯抢快走，遇到黄灯探着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之类。以打假名世者也由于偶然——一般人对法律的态度是：法不如权。没有特别的需要，人们大概不会将“走路子、拉关系”的时间用于研读法律“大本本”（“大本本”这个词集中表现了国人对书上道理的“实用理性”）。王海也不例外。第49条只是偶然碰到了王海有准备的“刁”脑袋。
关于“打假目的”，王海只是说为了“索赔”，而非为“盈利”。这很实在。人们出于期待“英雄救世”（如期待“清官匡世”一样），认为王海的意义在于唤醒人们，在于一鸟引来百鸟鸣，千万个王海并世而出，由此使假冒伪劣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博物馆。王海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么大、这么远。“索赔”虽然从道理上说，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但实际能否赚到钱，就难说了。事实上，王海到今天为止，通过索赔也没挣到什么钱。在他打运不济、怨气难消的时候，竟“实话实说”：不再打假而去贩假。
王海出名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由当初朱镕基副总理策动的“质量万里行”，所造出的打假声势，颇有风卷残云之威猛（事实上却没猛到哪里去）。老百姓对假冒伪劣不满自不待说，只是哪怕不识字的农民，也知道还没有出现真正好的招法，而在万里行中既出足了风头也吃足了苦头的记者们，尤其希望出现全民一齐打假的局面。那麽，王海为什么会让深谙国情的记者，以及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多着呢）们兴奋起来呢？原因在于王海的行为有可效法性和连续性，也即王海打假有利可图，既然有利可图，就可以效法、可以连续作战。况且，报道、谈论打商品之假，完全可以不用大字眼（尽管可以也需要用到大字眼），什么敏感的人权啦、自由啦、民主啦、改制啦，都是“不切实际”、“不敷实用”、“不出实效”的书生奢谈。虽然例如樊纲在“实话实说”中也技术性地提到过“制度”，但整个有关打假的报道都至多只曲里拐弯地“扯”到地方保护和腐败。
二
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王海打假也是难于上青天的。大而言之有三难，一是鉴定难，二是投诉难，三是索赔难。为卡西欧公司打假，可卡西欧北京事务所却不领王海的情，怕得罪商家。“小”日本不愧是对东方文化精通到家了，这家事务所让王海到东洋祖国去鉴定。投诉呢？王海遇到了他与国人一样熟悉的扯皮、推诿——这是拿名人王海不吃劲。索赔呢，跟你拖，拖你几个月，拖到你失望（这种拖法可以说是国人的一条根本大法）；跟你摆阵势，常常总经理办公室早有消协、工商行政官员与总经理一起，等着你王海上门玩“老鼠戏猫”呢。
以王海的精明，他何尝不懂国粹“关关窍”（应该读作“官官窍”）。王海知道，既出了名，这虎就得继续骑着；但也不能不分物件不分场合地乱打。跳蚤市场难在以刁对顽，危险大、成本高；家乡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家里人还得“经常求人”呢；来头大、背景硬的商家惹不起则躲得起。所以，在打谁的问题上，王海对“好说话”的国有商家情有独钟。但好说话，也不等于话可以说足。王海的分寸把握在“索赔1万元以下”，商家不太疼，也有点赚头。这是怎么打的问题。难怪同样不笨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夸王海说：“王海你做事头脑还挺清楚的，将来如果再干别的事，也会不错。”
也夫可以这样属望王海，王海也有权去再干别的事。但我看这个王海先生也就是一般商人的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王海已经看准了他准备“大干一场”的“事业”：“成立一个公司，进行商业侵权调查，并代理消费者加倍索赔”。王海出名了，这年头一出名，国人就会按照老套套新路数拿各种不同颜色的脸对你。于是，有理念投胎的（参《我是刁民》一书第55以下数页）；有山呼万岁的；（虽说这些年个人崇拜本质上只是圈子里的人自拉自唱自捧，但有呼“王海万岁”的国家还是让笔者有理由担心“花剌子模”国的疯病一再发作。参《我是刁民》第72页、第366页）有真做假戏、滑稽戏的——王海未到大唱“欢迎”，王海一到便叶公好龙装聋作哑；要赔可以，但你王海得答应做我的荣誉职工……；有忙着合作、利用直至装璜门面的……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高秀东完成了寻找“刁民”的任务后，王海实际上就开始有了“打假英雄”以外的前程，而一家食品工业城，为王海投下百万养老附加人身意外险的“商业行为”，则预示着王海的巨大工具价值，尽管王海的第一笔索赔金长达8个月才到手，尽管王海至今“打假”本身的业绩也有限，尽管全国跟进的“王海”们总共才有一、二十人。王海对名声的看法虽不无清醒，例如，他认为出现王海现像是“中国的悲哀”，但他无疑更懂得名声之下的“务实”。他没有成立民间打假社团，而创立了“打假公司”，“打假”的作为依然有限，但谁也没有理由将其公司仅仅限于“打假”。我注意到《我是刁民》这本书的封面很吊人胃口，虽然所谓“自述”也有假，第一章的题目就给书名一个耳光，但这书多少会给王海带来些稿费（只是版权页上没有注明印数，这与为打假英雄出书有点不协调）。遗憾的是这书未在克林顿访华后出，少了些佐料。
这些年中美之间围绕知识产权说了不少话。王海站到克林顿面前很直观：你看，这是我们的打假英雄哩，我们对知识产权乃至人权的重视还用怀疑吗？让人们感动的事情何止王海有了外交价值。1994年，天津一消费者仅仅因为要求退换劣质商品，而被判入狱5个月，经国务院的过问，一年后才被改判；二是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有45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居然是：《请从速督促裁决四川夹江打假受阻案》。这叫杀鸡用了牛刀。也有牛事求了鸡刀的。广西全国政协委员王祥林为他的“喷施宝”被严重假冒的事心急如焚，竟也求到了王海。有观察家认为，“王海的作用不下于一个技术监督局”。总之，上上下下都重视打假，“王海”是主流、是九个指头。不过，王海也说过他只是商家眼里的“稻草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全国只有1%的假被打”，“商业行贿受贿风行”，“制假高峰尚未到来”，等等，这些王海言论，倒还是需要“兼听”的。
说到打假，朱总理绝对不在王海之下。例如他曾让随行人员微服私访化肥专营问题，当面揭了某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一两不少地都按规定卖给了农资公司”的谎言。而安徽南陵县粮站对朱总理造假撒谎也终于被揭露戳穿。不过，笔者并不想为朱总理的英明、严厉、求真、务实唱多少颂词。我要不无悲凉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虚假泛滥蔓延？一个总理究竟能对匡世驱邪起多大作用？林达先生说“总统是靠不住的”，那我们究竟该主要依靠、指望什么？
就打假而言，回答是主要要靠政府部门、靠法治、靠制度来打。那麽，1992年以来，各级政府成立了“打假办”、“纠风办”等这办那办，消协、工商、技监等也一直在“齐抓共管”，可是，据专家估计，多年来例如假酒假烟是一直增长的，十有九假，政府部门都在干什么呢？靠法治，那麽，为什么会发生执法的工商局、技监局、消费者被送上法庭，法院却袒护制假、贩假者呢？为什么会有公安干警公然在打假者面前，将制假、贩假者“劫持”走保护起来呢？靠制度，什么制度？
《我是刁民》一书也介绍了曾一再表示“我与王海并不同类”的，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技术监督局副局长丘建东（已辞去，现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感人故事：三次就一、两块钱的电信服务乱收费，直接走向法院，状告电话局及其代办点。丘建东确实与王海不同，一是目的不同，二是物件不同，三是方式不同。王海为索赔而打商品之假，丘建东为加强法治而起诉政府部门。丘与王的区别，到了沈洪嘉那儿，便更加清楚、突出地表现出来。
三
沈洪嘉，王海同乡山东人，男，现年62岁，山东矿院济南分院电子学副教授，济南市政协委员，籍贯上海。1957年沈先生对反右运动持怀疑批评态度。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国家、地方、单位事，富建设性批评精神，记者的有关采访也表明，校园内对他的口碑甚佳。
1995年初，沈洪嘉在济南市政协会议上首次就中国电信向用户收取初装费、月租费问题提出质疑案，后与地方及部门领导辩论，并两次给邮电部部长写信（均未获答复）。1998年年初，他投书几家报社，3月20日，《南方周末》率先发表了沈先生的一篇短文：《买卖不公平的“电话月租费”》，紧接着又发表了他的《立即取消“电话初装费”》、《建议举办“电话消费与法律”研讨会》，由此引发广大电话用户批评中国电信、投诉电信服务乱收费的热潮。1998年8月8日，沈先生第三次上书吴基传部长（仍未获答复）；9月28-29日，由南京私企世嘉广告有限公司（经理顾海兵，年方便20余岁）全额赞助的全国民间第一个“电信消费与法律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沈洪嘉先生作为特邀代表与会，来自江苏、江西、山东三省的经济学专家、法律学者、消协官员、电信用户，就沈先生的观点与《人民邮电报》（5月26日）、《经济日报》（9月11日）的“辩护”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会议对“辩护”言论一一进行了批驳。会后，沈先生又专门就“电信垄断与暴利、乱收费”的“怪圈”上书朱总理。
沈洪嘉挑战电信来，资讯产业部和各省地均有改良表现，但对以沈先生为代表的有关人士的质疑却一直不加理会。沈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表示，一定要为全国八千万电话用户（现已达一亿多）讨公道……
从打假的意义上看问题，沈洪嘉认为他是要打政府部门之假、行业之假、法律之假。资讯产业部是权力部门办企业，因而它既非真正的政府部门，也不是真正的企业；邮电行业应为“微利公益”行业，而中国电信已畸变成“权力加暴利”的垄断行业；原邮电部有的法规、文件，违背宪法、民法、价格法，是无效的，应予打假。笔者在这里愿意补充一点，即沈洪嘉先生提出的问题，绝对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政府部门几年来却对之不加理睬，说明我们的制度在“维护人民利益”上也有问题，即使不是全假，至少也是部分有假，因此，沈洪嘉紧追不舍，很可能将被最终证明有“制度打假”的意义。
对王海打假，数以百计的专家和著名专家、官员和高层官员，都曾有热烈的议论、高度评价，而对沈洪嘉打中国电信之假，有关议论和评价直到今年电信改革方案出台后，始被记者请出一些。足见所谓专家们的狭隘、软弱和无用；官员们的开明有限。不过，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上百家传媒毕竟有过广泛、深入的报道，例如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和有关学者、法律工作者，毕竟也公开认同沈先生的观点了，数以千百计的电信用户更用诉讼行动在呼应沈先生的“挑战”了。这是一次真正够水准的消费者的维权抗争。
沈先生已公开发表数万字的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征引，仅将沈先生给朱总理的公开信摘录部分于次，（已经沈先生允许）：
中国电信垄断行业是当代中国最典型的少数无视法律的权力使用者，打着国家利益旗子，索取种种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费用，“权力加暴利”的垄断行业。
“权力加暴利”必然导致腐败。腐败者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牟取非法利益，大肆侵吞国有财产，人民钱财，败坏社会风气，加深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的不公平来自于腐败。
“中国电信”在行业不正之风和乱收费上已经充当了一个“教唆犯”的角色。
一位元不愿透露姓名的电话用户告诉我：
原邮电部的领导，在北京建造了“官园公寓”，共八套，每套居住面积为180 ，每平方米造价在一万元以上，每套装修费50万元，有集中空调，有按摩浴缸，承包单位是深圳，建造施工单位是江苏的。（此事是否确实，只能请记者们去调查）
“权力加暴利”必然导致城里的“费”多。“费”是“权力”的产物。在法律不健全，执法和监督不严的国家里，有权就会产出“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国各地“电话费清单”中有多少种收费名目：
(1)月租费 (2)计次费 (3)通建费
(4)附加费 (5)代维费 (6)托收费
(7)本地网费 (8)记账手续费
(9)上浮费 (10)开发费
有一位元70多岁的电话用户来信说得好，腐败的实质是掠夺，而权力的掠夺比资本掠夺更可恶，更残酷，更无情。
“中国电信”不仅垄断了电信业务，而且正在垄断互联网去牟取暴利。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世界走向资讯时代，走向知识经济的世纪之交，中国的资讯产业将会走向歧途！
打破我国电信垄断，除了切实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理行业”之外，改革我国电信体制亦是个关键问题。本人提出中国电信的改革方案已在6月11日的《中国改革报》上发表。
不管是“中国电信”，还是“中国联通”，对中国广大电信消费者来说，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电话初装费”的产权必须明晰。产权明晰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投资者必须有回报，决不能把老百姓的钱无偿变成某部门、某行业的固定资产。
2.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复式计次制”，实行“单式计次制”的电话月租费，最终应该实行全免打市话的“电话月租费”。
3.电话收费应以“秒”为单位计费，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市话和长话免费打清单。
4.手机实行单向收费。
5.规范电信收费专案和收费标准，制定处罚规定。
半年多来，全国电话用户和全国新闻媒体向“中国电信”质疑，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建设的现实体现，亦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理行业的必然趋势，谁亦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沈先生给总理的信己于1998年11月托媒体转呈，后并揉进给部分人大代表的信。至于沈先生和他的朋友、支持者们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电信的改革，还有待“历史学”给予确切的解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沈洪嘉的抗争使赤字财政的涵义有了隐显之分，显性赤字即公开规范操作的国债，隐形赤字即电信等垄断行业无偿占有的应当叫做“乱收费”的群众投资，应当有上万亿吧！“人民水利人民办”这句典型的亚细亚经济时代的口号，到市场经济时代有了名与实的双重乖离、扭曲、畸变，隐形赤字的办法没商量、真厉害！
──转自《学而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