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泽霖采访报导）瑷琳和伏拉德一家四口居住在美国的花园之州 – 新泽西州的南部，妻子瑷琳的全名是瑷琳-瑞桢(IRENE REYZIN)，丈夫伏拉德的全名是伏拉德-路谦斯基(VLAD LUCHANSKY)，他们全家来自乌克兰，是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接受我的采访请求后，他们也顺便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饭，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当看到摆在餐桌上、带有一些乌克兰风味，但显然是多文化混合式的晚餐时，我不禁哑言失笑，因为在乌克兰式的煎鱼，美国式的烤鸡、俄式的勒巴(面包)等晚餐盘子中间，居然还有一盘碧绿雪白的生葱。在中国小的时候，在农村与父母一起“插队落户”时，见识了东北农村人吃生葱、蘸大酱、就着大饼子(玉米面饼子)的吃法，当时吃得也挺香，因为也没啥别的吃的。现在可是不大吃了，怕吃了嘴里味道太大。没想到西方人居然也这样吃，只不过他们蘸的不是大酱，而是西式的蔬菜酱 – Veggie Dip。
饭后，一边啜着红茶，一边看着瑷琳端上来的蛋糕，心里琢磨着采访完了肚子空了点时再来一块，于是就跟两人聊了开来。
瑷琳生在乌克兰的拉维夫(LVIV)市，那是一个原来属于波兰、后来被苏俄吞并的小城。她是个独生女，妈妈是俄国人，会计师，爸爸是乌克兰人，是一家机械设备公司的经理。
瑷琳小的时候，想法就和别人不一样，她总是有自己的童话世界，有着小女孩的、独特的梦。连妈妈都常常跟她说，“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在乌克兰的鱼市场，人们都喜欢买活鱼。当瑷琳看到盛鱼的盒子一层层的摞在一起，里面的鱼是活的，都被挤压着，鱼儿还一下一下的眨着眼睛，她就难过的哭了起来，她为鱼儿难过，就再也不想买鱼了。
在拉维夫市的公共汽车上，经常可以见到老年的、脏兮兮的农民，别人都站得远远的，惟恐躲之不及。唯独瑷琳不这样，她总是和善地看着他们，甚至有要认识、结识他们，和帮助他们洗洗干净的愿望。在她已经是一个17、8岁的少女的时候，还童心未泯，在公共汽车上，在街上，她会跟在负重的老年妇女的后面，悄悄地、但不让她们知道地把她们的包袱擡起来一点，减轻她们的负重。
看不出来，瑷琳当年在学校异常活跃，想象力和语言能力都极其丰富。 上大学时，她特别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以后有一个在舞台上表现自己的演艺生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是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言论的，尤其是跟官方不太一致的言论。但在舞台上，也只有在稍微远离生活一点点的舞台上，人们才可以含蓄地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我跟夫妻两人说，那乌克兰人还算是够幸运的了，你们的这种奢侈中国的老百姓今天还不能够完全享受，还要打打擦边球才能做到呢。
大学毕业后，瑷琳在一家有5000多工人、做制冷设备和温度控制仪器的工厂做厂报记者。他们工厂的产品在前苏联可是第一流的，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的温度控制设备就是她们生产的。后来她又到她们城市的报社去工作，几年之内，干过了摄影、广告、编辑等工作。在当时的苏共领导下，即使一个小小的厂报，政府也严格控制，报纸不能报导任何犹太人的故事，犹太人的照片也不能见报。我开玩笑地问，不是全人类都要解放嘛，难道唯独不要犹太人了？如果说阿拉伯人反犹，还有历史的恩怨，某某党人为什么也反犹呢？瑷琳说这是一个百万美元的问题，她也不知道答案。
在世俗的追逐和现实的严酷中，瑷琳开始对宗教产生兴趣，开始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她曾经对天主教很感兴趣，甚至学过一种瑜珈功，崇拜火神。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她反复问自己和别人的问题。是爱吗？是爱的获得？也许还是爱的失去？她也开始阅读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甚至有过想去西藏的念头。东面的西藏没去成，她倒是1992年离开乌克兰，向西来到了美国。
至于她全家为什么要离开乌克兰，除了政府的限制，没有自由外，离开乌克兰还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在原来的国家，人们甚至为着一片奶酪，一块香肠，一罐牛奶这些生命的必需品而活着，默默地、排着长长的队。瑷琳说，陷于生活必需品的挣扎之中的人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心灵上的问题，也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没有任何希望，什么事情都是很困难的。
在父母的支援下，也通过了一系列的“走后门”，他们全家作为难民，终于辗转来到了美国。在美国，他们终于得以去了犹太教的庙堂。那里看起来很干净，但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触动到她的内心深处。但无论如何，这是她第一次公开信奉自己的宗教，感觉很高兴，很自豪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她丈夫伏拉德也深有同感。
伏拉德1946年出生于乌克兰，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之前，他执意要先告诉我他父亲的故事。那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一个九死一生的故事。
伏拉德的父亲当年是前苏联的一名军官，在与德国人打仗时负伤昏了过去，被德国人俘虏了。后来他被德国人送到医院里，伤愈后又送到了战俘营。他懂得一点德语，听出来关押他的德国人怀疑他是犹太人，要把他送到集中营里去，他就设法逃了出来。出逃的时候，德国士兵带着军犬追他，几乎就被追上的时候，突然大雨滂沱，军犬闻不到气味了，他才侥幸逃出。虽然逃掉了，但他终究没法穿越交战双方的火线，没法回到苏联，只能在波兰境内流亡。最后，由于一个波兰丝绸商的帮助，他才千方百计地回到了苏联。
回国了，按说应该好了吧？谁知才是噩梦的开始。在德军手里大难不死，在苏联他又被关起来了。罪名呢，是因为他被德军俘虏过，但又没有死掉！苏联的军事法庭判决他必需充当苏军冲锋的前排，在最前列冲锋陷阵。这种被当作人肉盾牌的另类士兵，在开战时99%是要立时丧命的。就在他父亲觉得没有希望、马上要完蛋了的时候，战争居然就结束了。他父亲觉得，一直有天使在帮助他，好几次他根本就没想到会活过来，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次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伏拉德是在基辅上的大学，读的是电子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镭射的应用。70年代毕业后，档案中的“犹太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工作，设计生化医疗、测谎仪等设备。他在一家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一定要干的非常出色才能生存下来。因为长期下去看不到未来，也因为家庭、孩子等原因，夫妻俩决定去美国、以色列、或澳大利亚去闯闯天地。经过三年的等待，1992年，他们终于成行，踏上了来美国的旅程。但在莫斯科机场，他们的行李箱、衣物被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到美国时，他们夫妻20年工作、积蓄的全部家当，折算成了他们口袋中区区的$45美元。
得知瑷琳和伏拉德都在积极参与一个俄语法轮功网站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我就饶有兴趣地问他们是怎样开始修炼来自中国的法轮功的。
瑷琳说，还是1998年，当她在一家电脑学校学习时，一名女士对她很好，经常帮忙。那位女士告诉瑷琳，她有一个朋友，也对生命的意义等问题非常感兴趣，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士，也是从前苏联来的。就这样她们互相认识了，经常在一起吃午饭。一个月后，那位女士的姐姐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电话，说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一本书。就这样，瑷琳得到了“转法轮”这本奇书。
开始读的时候，瑷琳非常吃惊，也非常兴奋，“这就是我要的！太好了。”瑷琳不仅非常激动，还拼命让丈夫也去读。她的激动让伏拉德感到不安，怕妻子卷入东方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里去了。他可不会这么轻易地接受什么，或因为什么而很容易地激动起来。
也许跟他的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关，伏拉德走进东方的修炼经过了一个与瑷琳完全不同的路线，他从来没有情绪激动过，也永远是非常理性和冷静的。对任何问题，他都要问一句这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本人亲身经历了基督教、犹太教、儒教、和瑜珈，他总是跟不同的人们交谈，总是试图理解不同宗教背后的“逻辑”，各种宗教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等等的问题。从伏拉德的经验看，他知道科学是有问题的，但没想到科学带来的问题居然那麽大，那麽严重。
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伏拉德开始第一遍阅读“转法轮”的俄文译本。慢慢开始了他自己的理解后，他意识到，其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但他还是没有立即接受，而是准备一步步来，一边读着，一边与别人交流，不时的他还有一些犹豫，认为别人说的并不一定是对的。但就这样一步步的思考、理解之后，他工程师的分析型的头脑明白过来了，他也坚定起来，真正地开始了修炼。
我问两人，看见他们在费城自由钟前炼功的中国人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乌克兰裔的犹太人，他们是怎样接受东方传统的佛、道、神，和气功、修炼这些概念的呢？伏拉德认为，来自乌克兰的犹太人，那只是他们的名字、血统而已，在人的本质上，他们和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都有向往神、向往佛的本性。瑷琳则说，她从来就没有觉得法轮功只是中国人的，只是为中国人而来的。她在法轮功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慈悲的情感，一种触及到她心灵深处非常强烈的东西，而那完全是跨越种族和国籍的。
那麽两人是不是为了治病而炼法轮功的呢？实际上也不是。1998年初，一个叫格莱格的朋友教了他们法轮功的功法。当天，本来好好的瑷琳感觉“病”的非常厉害，简直就像是要死去了一样，血压高压达185，还胡乱吃了很多药。就在这时，她从天目中看见了她的师父。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与病和药无缘了。两人修炼后，他们的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也都不再生病了。儿子原来有严重的哮喘，要用呼吸辅助设备，现在也越来用的越少了。女儿西蒙娜正在读“转法轮”，还不时帮着妈妈做些俄英翻译。
一次，纽约的一家广播电台打电话邀请他们去曼哈顿的播音室，给纽约的犹太人听众现场直播。他们很高兴，足足讲了45分钟。在播音期间和之后，共有52个电话打进来，索要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其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了法轮功修炼者。迫害一开始，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迫害这么好的功法。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将迫害的真相告诉俄语世界的人们，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让人们知道法轮功好，迫害是错的。
以前，瑷琳的父亲对女儿花挺多钱去世界各地参加法会很不高兴，跟她说，这是中国人的东西，我们是犹太人，还非常激动地与瑷琳争论不休。一次，老父生病了，医生们诊断发现，他肺叶上有些黑点，肾部还有肿瘤。很快，他就完全倒下了，情绪非常低落。这时他想起来瑷琳跟他讲的那些法轮功神奇的故事，就要了李老师讲法的录音磁带，白天黑夜地听着。一个星期后，一个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肺叶上的黑点没有了，可能是“诊断错误”；另一个医生也来电话，说肾部的肿瘤也没有了，可能是什么“旧的东西”，他也不需要再去检查了。过后，还有点朦朦登登的老父对瑷琳说，“我有个感觉，好像是你的师父救了我，是不是？”
瑷琳微笑着，回答老爸说，“你必须自己去从心里想一想、理解理解这件事。其实呢，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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