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天妒英才
七日清晨，打开电脑，读到小凯病故的消息，懊悔莫及。就在半个月前我和澳洲来的朋友交谈，还提起小凯的病情。我说，过几天一定再给小凯打个电话。可是一直还没打，如今悔之晚矣。
我最后一次和小凯通话是在三个多月前，那天他刚飞至洛杉矶，准备接受当地一位老中医治疗。电话里小凯的声音很弱，说了几句后就把话筒转交给妻子吴小娟。我放下电话后心情很沉重。这和去年夏天那次通话大不相同，去年夏天我给小凯打电话，小凯的声音一如往昔。小凯还告诉我今年（2004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要举行一个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他会出席。我听了很高兴，为他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更为他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此后，我还一直期待着和他在纽约见面，但过了一月份仍未见下文，想来凶多吉少。然后我就知道他要来美国就医。西医宣告无力回天，中医可否起死回生？没人心里有底。有神论者可以祈祷，无神论者唯有焦虑。
前年，我在墨尔本工作的表妹来电说杨小凯得了癌症，我大吃一惊。我赶忙发电邮向澳洲的朋友探询，很快就收到悉尼钟锦江的回信：“天妒英才！”“小凯查出肺腺癌。”我的心一下就沈了下去。随后我拨通了小凯家的电话，小凯夫妇都接了电话，听上去语调很平静，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小凯毕竟还不老，虽然不可能康复，说不定还能挺上十年八年。
说来我和小凯未必算得上密友知交，然而他的病情却如此令我牵挂，令我哀伤，这或许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同一类人，故而格外相敬相怜相惜。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和小凯并无私交，甚至没见过面，但是他们对小凯不仅深怀敬意，而且还有一种老朋友似的感情，对他的病情也很关切，对他的去世也十分悲伤。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我是在八五年八六年知道杨小凯其人其事的。当时我在北京，能从朋友那里读到梁恒在纽约办的中文季刊《知识份子》，上面登有小凯的文章，了解到这位杨小凯就是文革期间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八七年我来美国，夏天应邀参加了留学生经济学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在会上结识了小凯，一见如故。他送给我两本张五常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留学生可比现在的留学生活跃多了，又是组织各种社团，又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是举行和参加各种研讨会。那段时间我和小凯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后来他去了澳大利亚。我九二年去澳洲时又见到他。再以后，小凯有几次来纽约开会，到哈佛作研究访问，我们又有几次相聚的机会。平时则有些电邮和电话的往来。
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民运组织，然而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关切始终如一，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倡导始终如一。他参加过多次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他是留学生第一次签名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直到去年，他还在国内发起的一次签名活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忌讳和民运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民运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他那本《牛鬼蛇神录》在结集出版之前就是在《中国之春》上连载的，此外他还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上发表过二十几篇政论文章。杨小凯写政论文章，既融入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体会，又包含着博览群书的丰富学识。小凯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他的文章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观点都是他很早提出来的。小凯的文字也别具特色，不雕琢，不堆砌，不故弄玄虚，不故作惊人之语；只是用平实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表达出来。读其文，思其人。我猜想，不少连面都没见过的人之所以会对小凯有一种亲近感，多半正是得助于他那朴实的文风。
“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
小凯的思想很丰富，这里只提两点。
早在八七年，小凯就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完整地表达了他对革命的看法，明确提出了反对革命的主张。在四年前一篇文章中，他又对自己过去的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他认为革命的理论也有它的道理，强调人民有革命权。很多人对小凯的前一篇文章印象深刻，但对他后来的观点则不大清楚。故有必要在此提出。
另外，小凯还写过一篇谈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劣势的文章，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习先发国家的技术，而且也应该学习其制度；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行政治改革。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写了一篇长文反驳小凯的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小凯显示出他和目前国内那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的基本区别：后者是支援、起码是默许专制当局进行、起码是现阶段进行政治迫害的；而小凯则对政治迫害深恶痛绝。当年和小凯一道发起留学生第一次签名信活动的人们，“六四”后很多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而小凯却始终如一。
在《牛鬼蛇神录》里，杨小凯表达了像他那样理性平和的人所能表达的最大愤怒，表达了对共产党镇压政敌的残酷行径的最强烈的谴责。小凯在书里写道：“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的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也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见那麽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也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小凯写道：“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囚禁的精灵在一起”，“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不要忘记这些话，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那个真实的、完整的杨小凯。
小凯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成就非同凡响。然而我们都认为，倘若小凯的学业未曾中断，倘若小凯没有十年牢狱之灾，其专业上的成就一定更加辉煌。也许，小凯终将以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名留青史。不过对于我们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小凯让我们感佩和亲切的倒是在他专业成就之外的东西，倒是那些和他坎坷经历密切相关的东西：例如他的青春血性，他的正直刚毅，他的平易谦和，他的奋斗不息；他对中国命运的不可抑制的关怀，对政治迫害的不可消解的愤慨。我不知道小凯是否会被历史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但愿），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深信小凯是一个伟大的人。
──转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