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中共军委主席任期为五年﹐江泽民任本届军委主席﹐才刚刚两年﹐就中途请辞﹐证明其在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亲信曾庆红未能进入中央军委﹐也反映“上海帮”整体失势。可以肯定地说﹐江泽民是在党内外不满声浪和巨大压力下﹐被迫下台的。如若不然﹐他根本就不需要干这两年。
江泽民退位﹐其“功勣”受到中央委员会公报的极力赞扬﹐应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绊脚石搬走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慷慨地给退位人一些颂词﹐并不费事。然而﹐一些海外左派舆论﹐也跟着称赞一番﹐反倒令人哭笑不得。这些舆论﹐把江泽民的辞职﹐称为“中共最高权力和平转移”﹐“中共权力交接制度化”。这样的“称赞”﹐除了凸显过去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血腥史之外﹐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管江泽民哪一年交班﹐或者今年﹐或者两年前﹐或者三年后﹐这些左派媒体都会给予同样的评语﹐都能说成是“制度化”﹐除非江泽民到死都不交权。
事实上﹐因恋栈权位﹐在过去两年﹐江泽民吃尽了苦头。凡好事﹐都有胡温的份﹐比如﹐为农民减税﹐追讨民工欠薪﹐宏观调控等﹐都被归结为“胡温新政”﹔凡坏事﹐都有江泽民的份﹐比如﹐经济过热﹐两岸关系恶化﹐香港乱象等﹐人们都怀疑是江泽民“从中使坏”。如今﹐江泽民终于弃位而去﹐将来﹐一切功过是非﹐都由胡温等人自行担待了。
那么﹐江泽民给胡温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摊子﹖应该说﹐问题很多﹐百病丛生。主要的一条﹕社会不公与社会差距。即空前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江泽民主政时﹐奉行“出卖与收买”政策﹐即﹐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大肆豢养军队警察﹔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这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社会对立。23万人进京上访﹐上访者与截访者对恃于各大衙门﹐仅仅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全真写照之一。
地方主义泛滥﹐是江泽民留给胡温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泽民带头搞帮派治国﹐非但率领“上海帮”﹐全伙入京﹐鸡犬升天。而且向其发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倾斜与资源倾斜。此举﹐不仅加倍放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导致上行下效﹐地方主义从抬头到盛行﹐各自为政。各地自立山头﹐对抗中央﹐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战术发挥到极至。目前﹐胡温推行宏观调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诸侯为了树立各自的政绩﹐或维护当地的利益﹐百般抵触。以各种名目﹐放贷的﹐继续放贷﹔盲目开发的﹐继续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继续重复建设。真个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除此之外﹐各省区之间﹐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其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国与国之间。就凭日益泛滥的地方主义这一点﹐可以断言﹕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软着陆”不可能实现﹐“硬着陆”倒大有可能。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过热与过冷的恶性循环中﹐往复震荡。
回过头来说﹐如果在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哪怕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让环境与资源保护得以加强﹔哪怕城市建设慢一拍﹐让农村建设跟上节奏﹔哪怕对特权阶层少加工资﹐让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等广大弱势群体得到尽可能的照顾……总之﹐让全社会均衡发展﹐共同致富﹐大概不会酿成今日的民怨载道﹐后患无穷﹐竟至于要高声兜售“全民小康”的远景﹐来安抚怨气冲天的大多数。
应该说﹐江泽民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其混沌﹑糜烂﹑与复杂﹐足以令胡温战战兢兢﹐席不安寝﹐夜不能寐。
(9/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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