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1日讯】最近看到国民党民进党一系列会访大陆的报导，很惊讶中共对台态度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破天荒的准许国民党拜祭其党父、国父孙中山先生灵柩，而打破中共50年来封锁台政党参拜其党父的先例，为何会惊讶，因为稍有头脑的人一定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虽然在口头上，在对民众的政治宣传上，中共宣扬对台友善、两岸和解、三通等，其本质目的无非是继香港，澳门之后将台湾纳入其政权统治之下。
过去中共常对两岸民众宣传“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国旗可以改，国家名称可以变——”类似的冠冕堂皇的话，似乎台湾人民都忘记自己的祖先是谁，台湾人民对中共这么大的善意都无动于衷，而不断将“分裂国家”的大帽子扣在台湾人民头上，以期挑动大陆无知民众对台湾人民的敌视和仇恨，而这么做只能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猜疑与戒备，最终将两岸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先解读一下“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如果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政权的问题可否谈谈？就是台湾现存政党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能否取代中共成为两岸14亿人民的执政党？恐怕不能，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什么都可以谈又从何谈起？岂不是愚弄民众的一个空洞口号么？岂非像“三个代表”一样的空泛么？政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绕过这个不谈，而谈什么国旗、国号和统一，似乎欺诈的味道也太浓些。那么是不是中共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统治阶级，领导阶级呢？中共实行的这种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民主”才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完全自主选择并发自内心支持的呢？恐怕也不是，可能仅仅因为中共是内战的胜者，是靠300万苏联红军坐阵下打败了组织十数次动辄上百万人正面会战而元气大伤的国民党军队，仅仅因为中共是中国大陆目前这种政治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仅仅因为这个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这个工具，才有这样的“民主”，才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发生在这个封建专制统治了几千年下人口最多的落后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早已习惯熟视无睹和麻木不仁。
五十年来，我们在中共控制的媒体舆论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听到、看到这样的报导，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几亿人民都衷心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党员干部们都热衷于为人民服务——事实完全是这个样子么？相比较而言，五十年来，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来来回回换了数个，总统总理也更替十几位，是西方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不了他们的国家？是西方国家执政党发展不了本国的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同样的五十年、同样落后的基础下，为什么另一种政治制度下的日本、韩国人民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这种自称“先进的、人类最终所选择的政治制度”下的中国和朝鲜人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如果这种制度的确先进，它的生命力应当较西方民主制度更强盛，那么选择这种政治制度的国家理应越来越多，但第一个创立这种理论，并据此建立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又怎么会解体？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会越来越少？仅余中国朝鲜古巴等五个国家，难道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明白发展经济的道理，都因为经济发展缓慢而解体，还是说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根本达不到政治家所描述的那种富裕程度？
五十年来，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唯一执政党如高山大川般“代表着人民”，前前后后仅仅经历过四个人的专权统治，而权利的更迭都是在前任最高统治者或死或病或老之后，而每一次权利的更替更无一例外伴随着继任者对前任残余势力的彻底清除。毛泽东死后，中共最早赖以获得民心的“均富路线”在继任者邓小平先生手中被彻底打破、批判与推翻，伴随着对持有这种路线的先期的党员干部的公审、判决而在中共政治局中进行了第一次洗牌，随后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改革，改革最主要的背景实质是在于邓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出访日本，邓看到了西方式民主国家与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上巨大的差距，判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式民主与中共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实质性的优劣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认识到，而这种社会主义专政制度先天性缺陷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越加突现，出于中共抓牢权力、坐稳执政党位子的需要，而提出改革。
事实上，每当中共政权面临生存危机，这个靠暴力夺权的政党面临合法性质疑的时候，它都会做出没种程度的妥协，从经济改革到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关注人权”等等，无非是口头上宣传，蒙蔽百姓，继续摄取权利的幌子，但这样的改革仅在经济领域，更多的是考虑到中共的政治需要，使邓的路线较毛路线看起来更合理，以换取中国百姓对邓执政的支持，政治制度却仍沿袭毛时代一党专政的模式，提出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是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多个层面上，即便正确的东西不占多数，只要存在，也会有进步，更何况一个有着十几亿勤劳人口的大国，虽然这种不伦不类的政治—经济联姻制度远非最合理正确的发展基础，不过是更深更广的“制度剥削”而已，却也是在经济领域向着正确的方向做出的一种姿态，但人民最迫切希望的根本性问题是最终在政治上迈出的一大步，以使中国真正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基础下、同样民主法制和公正的国家，这一大步却迟迟不能实现，说到底，无非是几千年的封建专权意识并没有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毁灭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头脑中真正的消失，独裁者更不会自动的将权力交还人民，因为每个专权者都明白权力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东西，能使这个靠农民夺权的政党成为邓提出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能在公开剥夺人民政治选择权的同时高呼“以人为本”，“代表人民”。
邓小平在89年学潮事件后交出权力，江泽民也因为在学潮风波中坚决站在邓一方，对学生和支持者“果断”镇压而获邓赏识，从而在邓交退位后顺利从其手中接过大权，继搞垮原国家主席赵紫阳一伙后通过打击腐败的名义扳倒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随后将借检查、审判陈腐败案件一案中数十名和陈有牵连或没有牵连的军委、政治局中和江路线不同、意见不和者一并收入彀中，或判入狱，或劝退免职，而在军委、政治局中名正言顺的安插上自己的亲信，自此，中共统治层已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完成第三次洗牌与彻底“换届”。
随后的经济改革自不必说，江时代提出的“教育、股市、房地产是拉动经济的三匹黑马”的经济理念使大批工人下岗，上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衣食无着，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一而再、再而三的令无数有着权力背景的“红顶商人”一夜暴富，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攀昇至世界第一，农业人口比率不降反升，材料保守估计八亿农民，但无户口、流窜在城镇之间没有土地、更找不到固定工作的更不在少数，相比较而言，中共党员干部的人数却从四十年代末的几十万猛增至登记在册的七千万，贪污、侵吞公款的数额也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几万元“发展”到现时成克杰、胡长青的上亿元，在大陆出台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大量的转变为私有财产的公有财产在这些党员干部手中通过非法渠道流向国外。而反腐败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最困难的，因为向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集体腐败”的中共党员干部们宣战，除了要考虑到贪污腐败者精于与时俱进，更多的要考虑到自身安全，避免一个不慎，反腐败反到纪检监察干部自己头上。
至于腐败问题，不得不提一下，中共七千万党员干部，一年下来工资、福利、补贴的财政支出粗算超过万亿，贪污腐败者按百分之五比率，人均贪污一百万，总额超过四万亿，或许有人不相信，但在“工程出政绩”之风盛行的大陆，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们无论从贪污的人数、贪污的数额及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数额上都远不至此，而一年中国13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呢？由此看来，中国人民在养活人数达7000万且不断增长的党和党员们的子女亲戚的基础上追求真正富裕的生活并非易事。此外，现在的大陆的确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住得起房子、买得起车子、养的起秘书，不时的为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开放的旅游市场注入资本与活力，但这些人又有多少是助中共夺权的农民呢？答案当然要靠每个中国人民自己来回答。而大肆宣扬的对中国农民的农业补贴、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扶农资金全部加在一起又能购买几架单价达七八十亿美元的“空中客车”呢？
前一阵中共媒体大肆炒作台对美军购6000亿新台币（折合美元不到200亿）为天价，称为“国家贿赂”，而现在中共又要积极的推动对欧军购，如对欧军购成行其预算资金不得而知，但中共为推动对欧军购所作的先期工作投入资金惊人，如其中购买欧飞机制造商生产的世界最大、同时也是价格最昂贵的民用飞机“空中客车”（单价达80亿美元）十数架，总额超过六百亿美元，这些尚未将设备采购、维修保养费用算在内，大陆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及台湾人民，但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大陆执政党出手似乎台执政党更具大国气度，而台执政党虽远不如中共这么“大气”，但台湾人民对于均摊于每个台湾民众头上的费用已是大感吃力，比较而言，中共又怎忍心将这诸多远远高于台军购的费用加在生活尚很贫穷的中国百姓头上？两岸民众的意识形态也确有大不同，台民众对军购案不满则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最终迫使执政党大副削减预算，而大陆民众对政府诸如大资金飞机采购、对外经贸往来中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西方国家的政治信任（例如2004年初对美“无上限订单”，为获俄石油资源而对俄单方承诺贸易额由200亿美元增至500亿美元，层出不穷的对外访问之后作为重头戏的单方对外经贸采购），丢失国土、资源（出让近一半本属中国领土中俄边境上黑瞎子岛，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南海天然气资源）等等，大陆民众都很支持，更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反对，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种政治制度下人民对自己国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但是，牺牲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执政党政治利益的做法和晚清慈禧政权所奉行的“宁与外寇，不与家奴”的做法又有多大的差别呢？这当然要靠执政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来回答。@(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