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日讯】西安事变肇因于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原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因私对于剿共内战强烈反对﹐而陕西绥靖主任﹐原西北军统帅杨虎诚又受共党分子煽动﹐二人密谋下进行“兵谏”﹐劫持蒋委员长﹐此事对中国近代史之变局﹐影响深远。对中华民族的破坏性﹐大的无法估量。当时蒋介石欲以最短的时间﹐剿灭中共﹐消除抗日的后方骚扰﹐然后全力抗日。国民政府的这一次剿共极易成功﹐共军两万五千里长窜后所余人数极少﹐且只占延安附近的几个贫瘠小县﹐用不了几个月就能荡平﹐因此将这一次剿共视为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日本侵华野心在西安事变前已暴露无遗﹐岂止一个东北﹐而是全中国﹐那当然会损害蒋介石的利益﹐蒋介石是人不是神﹐岂能忍受﹐当然是绝对愿意抗日的﹐只是一个先后的问题。况且剿共用不了多长时间﹐张学良如顾全大局﹐剿共完成再抗日有何不妥﹐也就拖延最多几个月的时间﹐这点帐都算不清﹐确实是被自私利益冲昏了头﹐被中共利用。张学良晚年在美国﹐已信仰基督教﹐对其早年行为﹐被中共所骗﹐酿成中华巨祸﹐已深深后悔不迭﹐但这又有何用。历史其实已经证明﹐如按蒋介石的计划行事﹐中共绝无大面积祸乱大陆之可能﹐国民政府更全力以赴抗日﹐一九四五年后﹐偕国民政府抗日之国际威望﹑常任理事国之便利﹐中华民族岂不很快成为世界上非常强大之民族﹐中华民族不很快复兴了吗﹐中华民族岂不是非常幸运﹐蒋介石深谋远虑是对了﹐张学良因私利己鼠目寸光被中共浑水摸鱼大错特错了。张学良以为中共真的抗日可以帮他打回老家呢﹐其实共产党根本就是几乎不抗日﹐只是借其渡过危机﹐并进而利用“抗日”之名义﹐将张学良军引诱蜕变为中共军。根据中共核心档案显示的内容，张学良被周恩来欺骗﹑诱惑确曾在事变发生前要求加入中共。但是，莫斯科认为他不可信而没有批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得作罢。张学良此举﹐即被中共耍了﹐又祸害了中国人﹐祸害了自己。
(1) 张学良痛失家园﹐杨虎成与共军谋
事缘国民党全力剿共﹐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短短三个月内痛失家园的张学良因私来说﹐剿共当然不如抗日﹐而杨虎成的政治倾向﹐未来就是亲共的。一九二七年蒋中正清党令下达以后﹐杨虎成还曾在黄河南与中共合作﹐甚至传闻曾提出过加入中共的申请。他的妻子谢葆真早有传说是中共党员。事变之前﹐中央派驻西安的 情报人员探知﹐张学良﹑杨虎成两人已先后与中共达成协议停战﹐但中央对此消息并未完全采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国民政府计划对共军进行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中央由各地调往西安的高级军政人员有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朱绍良﹑蒋作实﹑邵元冲﹐加上在西安的大员共商剿共计划﹔总计兵员有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三十万人﹐一百多架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最新式飞机﹐准备对共军进行最后一次全面围剿﹐万事具备﹐只欠行动令下达。
十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抵西安﹐指挥最后剿共之举﹐当时西北剿共总司令是委员长自兼﹐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总部设在西安。蒋到陕西后﹐驻临潼华清池﹐当时护卫华清池的部队﹐仅有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所率领的一个宪兵连。不久绥东战事发生﹐中日关系告紧张﹐蒋卫员长飞返洛阳﹐召集晋绥将领在洛阳会商战局﹐张学良也曾参加﹔当时张学良即曾向蒋委员长提出停止内战的八项主张﹐蒋中正对张学良之议并未十分介意﹐总以为平日待他极厚﹐纵使张学良年轻﹐亦绝不至发生问题。
蒋委员长要求张学良勿改变中央之主张﹐但张学良已在杨虎成鼓噪下与共军密谋﹐见利忘义﹐订定短期停战协定﹐对政府剿共命令﹐阳奉阴违。中央军事行动即无形松弛﹐共党力量乃趁机坐大﹐于是共党外围组织之第三党﹑救国会等团体﹐在西安时作反动宣传﹐欺骗误导民众。其后西安容共空气日渐扩张﹐张学良在共党周恩来等人策划下﹐拟计请蒋中正前往西安予以劫持﹐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蒋委员长初次因事不能去﹐张学良又亲自到洛阳﹐故作恭谨向蒋委员长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委员长乃于十二月四日在赴西安﹐仍驻华清池。
张学良十二月十日﹐最后一次与蒋谈不合﹐即与杨虎 成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 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2)陈诚被扣﹐邵元冲遇难
十二月十一日一天到当天晚上﹐张﹑杨部队都分别到达地点待命行动﹐十一日夜十二点以后﹐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干部都来到新城杨虎成的住所。
十二日清晨六点﹐张﹑杨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难﹐张学良派了一旅骑兵和一团卫兵﹐挟持蒋委员长上车﹐送往杨虎成绥靖主任公署大楼﹐卫士队在事发时﹐还在集合﹐就被轻机枪扫射死亡。中央要员在陕同时被扣于西京招待所的﹐计有内政部长蒋作实﹑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钱大钧﹑陈调元﹑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卫立煌﹑邵力子﹑马占山等多人﹐陈诚当时且战且走﹐最后在西京招待所缴械﹐是最后受制的一人﹐而邵元冲则于枪战中不幸遇难。
至十二日上午七点﹐双方战斗停止﹐卫士队死亡二百多人﹐张﹑杨伤亡七十余人。
据董显光记述﹐陈诚于十一日离开临潼委员长住处时﹐曾将张学良“兵谏”之企图密报﹐力劝蒋委员长乘陇海路特别快车离临潼﹐但未被接受。
(3) 张学良发表公开电文
南京国民政府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系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来自洛阳祝绍周的一封电报。电报是拍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事变当日﹐蒋夫人宋美龄及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均在上海。孔祥熙于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接何应钦南京电话﹐始知西安有变﹐晚间转告蒋夫人。
张学良当天领衔发表公开电文﹐申述其个人主张外﹐并以其个人名义发出两电﹐一致宋美龄﹐一致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其致蒋夫人电﹐涉及蒋委员长语多不逊﹔其至孔祥熙﹐申明“暂请介公留驻西安﹐。。。。”﹐惟亦保证“决不加以危害”。
(4)端纳受命飞往西安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委员长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蒋夫人乘夜车前往南京。十三日晨八点﹐蒋夫人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宋美龄并为减少端纳语言上的困难﹐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偕行。
端纳偕黄仁霖先于十三日下午飞赴洛阳﹐以便就近与西安联络。当晚获悉张学良同意端纳飞往陕西﹐端纳即于十四日中午飞离洛阳﹐当日午后抵达西安﹐他随身携带了宋美龄写给蒋先生的一封信﹐于下午五点见到蒋中正。端纳本由黄仁霖陪同﹐但张学良不允许黄仁霖随同晤蒋委员长﹐而将黄仁霖留置机场﹐由张学良本人陪同端纳往见蒋委员长。
在一间破屋的木床上﹐委员长正面壁而卧﹐端纳说﹕你好﹔委员长起身说﹕“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说﹕”是的﹐我来了﹐夫人也会来的。“委员长陡然变色﹐说道﹕”她不能来﹐她不能到这个强盗窝里来“端纳向四周看了一下﹐说道﹕”你最好搬一处地方﹐这里不是你应该住的。“委员长想了一下道﹕”也好﹐我随你去。“端纳向张学良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一同出去﹐委员长换上戎装﹐三人一同去到一处比较干净的地方。委员长令张学良坐下﹐张学良不敢坐﹐委员长便开始向他训话﹐将他臭骂一顿﹐张学良没有回答﹐端纳拉他的衣角﹐叫他先回去。
蒋委员长原拟殉国﹐并致函宋美龄表达此一决心。十六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下﹐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 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
(5)张学良妥协亲送委员长返京
由于中央空军已开始轰炸渭南﹐陆军亦以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张学良和杨虎诚兵力不够﹐张后悔不迭﹐此时所急于考虑者﹐是如何促使中央停止进攻问题。张学良知道唯一有效办法﹐是请蒋委员长下达停止进攻或延迟进攻的手令﹐于是央请蒋百里代为请求﹐由蒋中正亲笔致函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
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子文飞赴西安调解﹐宋子文与张学良能够沟通﹐因张学良的夫人于风至曾认宋子文的母亲为干妈﹐和宋家兄妹都以兄妹相称﹐情面上张学良无论如何要尊重宋子文﹐而杨虎成遇事都请张学良出头﹐且对张学良至为尊重。同时中共欲借张学良杀蒋的预谋也没达成。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中最坚决主张剿共的﹐是剿共统帅﹐至于杀掉蒋介石后﹐中国会出什么样的乱子﹐对中华民族抗日如何不利﹐共产党才不管呢﹐为缓解自身危机﹐共产党是不择手段的。但中共被苏俄阻止﹐因苏俄认为共产党根本不会抗日﹐而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中真正抗日的﹐蒋介石先剿共只不过是为了解除抗日时后方的骚扰﹐一旦杀掉蒋介石﹐对解除日本对苏联远东的威胁不利﹐因此阻止中共杀蒋的打算﹐中共迫于当时自身的处境﹐不得不照办。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向国民政府讨价还价﹐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从军需等方面寄生于国民政府。最后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要请暂停采取军事攻击行动﹐并通报南京中央﹐准备放人。十二 月二十四日﹐各方一起达成协议﹐言明暂停剿共。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杨虎诚极不甘愿的情况下﹐蒋中正在宋美龄及张学良陪同下﹐乘坐蓉克斯机﹐由四架军机护送﹐由西安飞抵洛阳。二十六日﹐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均在机场迎候﹐蒋中正座车经过市区时﹐首都市民﹐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此次事变﹐张学良为私冒然发动﹐痛失东北丧日是为原因﹐中共怂恿﹑挑拨﹑诱惑亦是又一因。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三省，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又不满，加上周恩来的狡猾﹑奸诈﹑诱骗﹐张学良以为中共能帮他打回老家呢﹐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根据中共核心档案显示的内容，张学良确曾在事变发生前要求加入中共。但是，莫斯科认为他不可信而没有批准。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曾经因为中东铁路问题同苏联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莫斯科认为是破坏了苏联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塔斯社”在事后发表的社论指张学良为汉奸。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欺骗策略是有一个变化的﹐这个变化的核心在于，共产国际，就是苏联人的态度。所以这一子等于把张学良给晾在那儿了。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态度导致中共及早露出了背弃对张学良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不抗日的马脚。受骗之下的张学良﹐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地陪蒋介石回了南京。
事后证明蒋介石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几乎是不抗日的﹐只是借助日本侵华隐蔽扩充﹐并不时骚扰国军。共产党欲借张学良渡过危机﹐并进而利用“抗日”之名义﹐将张学良军引诱蜕变吞并为中共军。张学良以为中共可以帮他打回老家﹐其实是被中共耍了﹐上了中共的大当。同时﹐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使中共获得喘息﹐暗中坐大﹐终于酿成祸乱大陆近六十年﹐导致近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巨祸。(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