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3日讯】对张学良《西安事变》的评价,始终离不开抗日战争及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我们先看看中共的伪史观怎么说的: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好一个“民族英雄”的说词。我们不能再以一党之私,只依中共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而要以历史的实际与真实,客观看待与评说。
从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东北军阀张祚霖及其子张学良压根就没有真正的抗过日,一直推行的是迁让政策,还不如杨靖宇、赵一曼等人的抗日义举。同时,张学良还错误的理解蒋介石“剿共”的军事战略,被中共的政治策略及所倡导的所谓民族情感索迷惑,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的确使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但蒋介石所说“我要抗日,要消灭共产党”并没有错。
中共把张学良定格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上,显然是不符历史事实的,是出于一党之私,欺骗愚弄人民,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中共所有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献中,都一直认定是张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对日宣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谎言,并使之编入大、中、小学的伪历史教材及有关所谓爱国主义材料中。强迫青年人接受中共所篡改和伪造的历史史观,使之在国人心中根深柢固。在大陆疯狂的岁月中,国人就像被打了毒针,党中央一“抽筋”,全国人民都“发疯”,由中共政权灌输给国人传统思维惯性将足足影响好几代中国人。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张学良在抗战前期做了什么?
(一)不抗战,只抓蒋,首先,我们必须澄清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
张学良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有关媒体宣传说:蒋介石下手谕,命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关于手谕在于凤至手里之说,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学良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界传说我有蒋介石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蒋介石过世后,张学良曾接受了许多媒体及学人的访问,包括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对于不抵抗之说,也有答复,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二)张学良军事战略上的无为
一个拥兵20多万人的东北军将领,不在东北与日军周旋,却逃到西北与共军合谋逼蒋抗日之策。张学良曾被两万日军打得狼狈逃窜,蜂拥入关。却被中共宣传为中央命令不抵抗,推卸责任,实属小人国贼之尤。为日军从东北南下,长驱直入,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开了方便之门,使东北几千万同胞深受日本人铁蹄糅躏。在军事指挥与用人上都不足为将材,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看不到日本东进之主要目的是要占领整个印度支那,而中国任何一个局布抵抗都会延缓日军这一进程,特别是东北军的抵抗,更能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作好全面抗战的准备,张学良作为一个军人与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孙立人将军相比,在军事上就显得毫无作为,实为一个军事政治小丑。
(三)澄清蒋介石不抗日,真内战的愚弄宣传。
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作为美国的盟友,不可能成为德、日战争贩子的帮凶;也不可能真要坐失大好河山,张学良带兵入关,实为一己之私。
蒋介石先生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二十九岁担任北阀军总司令的重任,打倒了满清王朝,平息割据军阀,至少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中国;这样一位国家统帅,怎么就会在抗日战争中,成了把中国拱手让给日本,让给美国,卖国求荣的卖国贼了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对蒋介石来说当考量的理应是清剿共产主义运动,当然抗日也是运筹帷幄之事,对日宣战只是迟早之事。1937年7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终于在全国军民忍无可忍之下,正式宣布对日抗战,从此全国上下一心,军民一体,为保卫中国领土,中华民族的存亡,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长达八年之久。期间的上海、南京、武汉大会战,支那远东战场及战事,足以证明: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人战死疆场,为国捐躯,特别是张自忠将军在武汉战败,自杀身亡的壮举,更是憾人肺腑,崔人泪下;孙立人将军指挥的缅甸《仁羌战役》震撼世界。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共政权并不把他们当中国人,反为了自己一党之私,欺骗愚弄人民,篡改历史,长达半个世纪,不把历史真象告诉国人,而这些可歌可泣的爱国壮士从来不见诸于爱国主义教唆材料中。
在大陆所有媒体的宣传与中共欺骗人民的愚民教育中,都把东北沦陷的罪责归并于蒋介石先生身上,这显然是不符历史事实的。蒋介石的抗日方针非常清楚:抗日也必须剿灭共产运动。而张学良由于政治上幼稚不成熟,公然以兵变逼蒋联共抗日,事实上却保存了共产党,使其在西北荒野得以迅速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再借日本人的手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军事力量,时机成熟,发动内战,窃取政权。
《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中国历史的交点,它使中国历史两种发展趋势相互倒错,成为中国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如此重要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是深远。
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帮助中共在西北的穷乡僻壤利用抗日战争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再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国民党军队,就不会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贫穷国土上的内战与和平时期的浩劫;更不会有中共帮助苏俄在亚洲推销共产主义,建立共产政权的疯狂岁月,也不会有五十年代史达林、毛泽东这两个老贼怂恿北韩金日成大举进犯南韩,使美军不得不为消灭共产政权,遏制共产运动的漫延而进行反击;也不会有近一佰万中国志愿军健儿为了那个无为的政权、无为的领袖而献出宝贵的生命。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帮助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个专制帝国。使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永续发展的宏业断送在张的手里,至少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倒退了四十年(1945年至1985年)。如当时,蒋能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1945年后,他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之资本主义改革,从而使中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品质早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从二战后,由美国帮助发展起来的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可以看出。
(四)历史的走向
如果历史的发展轨迹,在清剿了中国共产运动,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得以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恢复发展经济,那么在亚洲崛起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众所周知,由于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三分之二的加工业托付给日本,使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成为亚洲一霸、世界一强。反观中共在一九四五年进行了穷凶极恶的内战,打着为了人民的幸福与自由、民主的旗号,窃取了大陆的统治权;在和平时期,进行了历次史无前例、惨无人道的浩劫、屠杀、篡改历史,欺骗人民长达半个世纪,使人民的精神面貌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建造,正负相减不是零,而为负数,现实的中国与70年前在西安事变的檄文中向蒋介石所要求的都相差甚远。(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共产党,中国更富强;没有毛泽东,中国更繁荣。
没有《西安事变》就不会有六千万条无辜人民的生命死于内战及中共建政后的历次屠杀之中,特别是中国建政后,在其暴君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已有的美好道德伦理结构,所进行的摧毁性的破坏革命就会避免,也不会出现整个国人在商品经济社会的结构中,整个民族都在堕落中沉沦的悲惨史事,当然也就没有了今天所谓台湾的统一问题。
张学良是抗战期间,共产主义运动能在中华大地上存活,持续发展的主要帮凶,使其之后,它能肆意横行中国作出了他罪恶的贡献。
反思《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抗日的蒋介石被打倒了,没有真正抗日的中共确成了领导全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政府”;高叫“抗日”的张学良成了中共玩弄政治权谋的帮凶,一个历史罪人却成了“民族英雄”,这真是历史对中国充满戏剧性的嘲讽。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要警惕那些天天高喊:“反美帝、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武力统一台湾,不惜与美国一战”的政治狂人的危险性!
张学良被共产政权所诱惑,铸成终生大错,特别是看到他帮助中共建立了专制王朝,任意掠杀人民,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又有愧于蒋介石,只好在夏威夷眺望大陆也远俯台湾,抱恨终生,客死异乡。至于张的历史地位,随着大陆共产政权的衰亡,世界共产主义的灭亡,中国人民将自由评说。
﹝注﹞张学良《西安事变》檄文
二00四年九月十八日于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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